書房，單獨聽取鄧芝的陳述。
李素見證據和可推測範圍還是很大，就讓鄧芝派人繼續跟。至於王必的府邸，以及他聯絡交往過的人，更是要全程盯著。
兩三天內估計也跟不出眉目，五日後再聽取匯報吧。
鄧芝這就打算告退，李素卻叫住他：「不急，我正跟子初商量秋收時候平抑糧價的事兒，可能也跟王必和那些世家的反抗有關，你也來聽聽吧。」
鄧芝恭敬答應，跟著李素回到正堂，跟劉巴見禮。至於那些陰暗面的工作，當然不用跟劉巴這種正人君子的財政官員提起了，鄧芝完全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保密。
李素身邊既需要人處理見不得光的反細作活兒，也需要人處理堂堂正正的活兒，人可以有交集，事不能有交集。
李素等他們坐下，開門見山繼續說：「之前我們也定下了，六月中旬之後，所有抗旱的施工全部要停掉，休息民力，只有滅蝗繼續。
不過，光做這兩點是不夠的，要讓今年關中少餓死人，自力更生的事兒我們能做的都做了，下一步就是靠貿易爭取外援。
從最近開始，我已經分出一部分漢中地區的船運力量，沿著漢水順流而下，往上庸與袁術、劉表轄區邊界調集蜀錦、瓷器、茶葉、鋼鐵、井鹽等物。
然後，我設計了一種『鈔引』，都是蓋著咱京兆尹大印的，還有一些別的防偽，並抬高長安的糧價，引誘荊北民間的商人助理，趁著荊北秋收糧價下跌，大量買入秋糧，走武關道陸路販賣到長安。
抵達長安之後，我們也不直接給足額的錢財，而是以這種鈔引，提供在上庸與南陽、襄陽邊境我方貨棧內的蜀錦瓷茶鹽鐵為抵押，讓這些荊北商人可以在回程後，在南陽本地提貨到與鈔引上標價等值的上述貨品。
如此一來，官方組織運輸的靡費、貪汙損耗，多少可以憑藉民間商人的自發高效組織彌補掉一大部分。
比如，往年漢中的糧價是三百錢一石，今年因為北伐，已經漲到六百錢了，秋收之後，因為關中嚴重缺糧，我估計漢中的糧價也要漲到至少八百錢。按照褒斜道運糧四倍的損耗比、陳倉道兩倍半的損耗比。
長安的糧價，至少要漲到三千錢一石，才能吸引民間商人自發從陳倉道運糧周濟長安。但這樣運下去，漢中的糧食也不夠，所以咱不如官方把控住陳倉道的流動，進一步漲價，比如定四千錢一石一段時間，甚至暫時短期內五千錢。
先吸引袁術劉表境內的商人逐利，把糧食賣過來，給他們換四五千錢蜀錦茶瓷鹽鐵的鈔引，就地交貨。只要信用建立起來了，讓對方有利可圖，不光袁術會沿著武關道賣糧，袁紹在河內的存糧，說不定也會通過河東賣過來——
不過跟袁紹交易要多費點事兒，不能放在第一批，因為我們給袁紹的蜀錦鹽鐵得在長安本地交貨，不能讓袁紹的商人回程時自提，他們不順路。所以，跟袁紹交易是會擠占我軍往關中運糧的運能的，得分出一部分走陳倉河道的糧船，改運蜀錦鹽鐵，我們得不見兔子不撒鷹，確保袁紹的商人主動求著做這個生意，我們才能開始。」
李素這套方法，其實也是他想了好多天，才統籌出來的，連劉巴都沒那麼深遠的思慮，一開始聽到的時候也是驚訝到覺得難以想像，也不敢評估。後來熟悉了一點，也只能提供一些修修補補的意見，大致形成現在這個樣子。
至於這套想法的來源，李素是如何「以史為鑑」的，這就得起碼往後追溯到商業發達的宋朝了——隋唐的時候，邊軍軍糧運輸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甚至不得不鬧出節度使藩鎮割據自己在邊境屯田解決。宋朝就靠商業思維和市場經濟多少解決了，不就是給商人發放專賣鹽、茶的鈔引，來換取商人自發往邊軍駐地運糧麼。
當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鑑，因為宋朝這麼幹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卻沒有，軍閥之間如今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平等交易，誰也不敢給對方信用賒欠，誰也沒那麼大臉面。
所以，鈔引之法的基礎上，李素還借鑑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災辦法——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失敗後，皇佑二年（1050）在被貶斥知杭州期間，遇到了災荒，就是用提升糧價，引誘周邊府縣的商人逐利大批運糧到杭州賣
第371章 范仲淹王安石都能拿來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