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的鎳礦、江西與湖南的鎢、銻礦，河南與陝西的鋁礦等資源開採權全部由北方集團競購，原先輿論認為北方集團的高價格是吃了大虧，給國家做了貢獻，沒想到得益於戰爭景氣，所有礦產價格瘋長，北方集團不僅沒有吃虧，反而大大賺了一票，又招來不少人犯了紅眼病。
唐紹儀看問題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北方集團作為在世界上都排的上號的大財團，根本不像外界所懷疑的那樣官商勾結，或者依仗政府力量巧取豪奪，相反對政府多有幫助。但作為一個留美出身的政治家，他對於壟斷有一種「本能的反感」，拆分北方集團這樣的事情他還不敢想，但趁著國家財政的好轉，「斬斷」國家財政與北方集團之間的「密切關係」，取消「第二財政部」的地位是他很想做的事情。
不過，他也十分清醒，財政部雖然是總理分管的部門，但絕不是他能輕易把手伸進去的地方。總長梁士詒雖然和他一樣是北洋時期的老人，但唐紹儀從來與他不是一條路上的人，次長熊希齡更不用說，就是北疆體系中出來的。從財政部的立場而言，本身絕不會有「斬斷」這種聯繫的主動精神。試想，天底下還有這種比這種更輕鬆的財政籌集法了麼？只要打幾個電話，上千萬甚至過億的財政缺口就有辦法填補上，對梁士詒這樣廝混與清末、北洋體系的老官僚來說，只要經歷過財政捉襟見肘的時候，就格外珍惜「北方集團」這樣的外援。梁士詒公開評價1914對日戰爭的勝利時就說：「這不光是武力的勝利，更是中日兩國財政、大企業財團的直接比拼，北方集團是首功。」而唐紹儀更清醒地認識到，除了財政部外，國防、內務等強力部門內有不少說不清道不明的秘密經費，也是走北方集團這個外援渠道的，而且不為他所知悉，他更不能不慎重。他還沒有愚蠢到要和所有人為敵的地步。
當然，財政方面只是長期問題，眼下擺在唐紹儀面前的卻是「一五計劃」的工商政策問題以及建設目標問題。搞「一五計劃」唐紹儀是十分贊同的，也認為工業化是國家發展的必經之路，但通過採取大規模舉債，用政府投資的方式實現快速工業化，他本能地表示反對，他更希望是的財政平衡。如果擴大債務，發展高速工業化，不可避免地將進一步加大政府對「北方集團」這個國策集團的依賴與扶持，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至於高速工業化，在他眼裡世界各國還沒有這樣的先例——一口吃不成個胖子，日本再快，從明治維新開始也用了50年，到現在還沒有全部完成。
而秦時竹等人提出的，則是要利用德國戰敗投降的機會，全方位引進德國的設備、技術、人才，「以德為師」建立中國的工業化體系，低一點沒有關係，但一定要全面，至於德國人也不太擅長的工業領域，則從美國引入。反正現在是各國經濟低迷期，原來高高在上的設備、資產都開始大幅度貶值，價格低得誘人。按照秦時竹的日程表：「一五」打基礎，全面引進；「二五」全面吸收消化；「三五」開始自主創新，用1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工業化。判斷標誌是三個：第一，工業門類齊全，農輕重比例基本協調；第二，以「進口替代」為途徑，主要工業產品實現國產化；第三，在部分領域獲得優勢，貫徹「出口導向」。
在工業化的階段上，唐紹儀基本贊同分三步走的策略，唯一的分歧在於——時間以及政府的作用。唐紹儀不認可15年的期限，認為太過於急切，三倍於此還差不多，而在政府的作用上，更偏向於小政府的觀念，認為經濟發展是企業界的事，政府的作用一是搞好法律與市場建設，提供一個比較公平的環境；二是在社會保障與民生上下功夫；三是堅持自由主義，避免直接干預經濟，以免損及公平。唐紹儀仍然對洋務派以國家財力發展經濟、建設企業所暴露的弊端耿耿於懷，仍然堅持傳統的自由主義理念，本能地反對政府直接站在經濟發展的一線，更不必說反對政府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為包括「北方集團」在內的大企業集團群提供幫助的提議。在他看來，政府不主動出面削弱大財團的影響力已是格外寬容了，搞赤字財政可不是他的風格。
「一五計劃」的草案，經過了三次討論，仍然沒有能夠確定下來，眼瞅著1921年度財年即將到來，計劃卻如此難產，形勢越發微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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