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恭維，但是無疑他在書法上的造詣，卻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尤其是他的行書，行雲流水，天生便帶著一種飄渺，清麗的氣息，再配上這篇，更是相得益彰。
李承乾見杜睿不說話，本能的認為這種筆體是杜睿獨創的，不禁更是大驚，當朝的書法大家首推虞世南，其餘褚遂良，孔穎達諸輩也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風格，便獨成一家，而似杜睿這般，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筆體，絕非易事。雖然杜睿幾次和他說過，詩書不過小道，但是見杜睿年紀輕輕，不但獨創出一種筆體，而且幾近大成，心中對杜睿，不禁更多了幾分看重。
「賢弟！為兄有個不情之請！不知」
李承乾尚未說完，杜睿便知道他要做什麼了，揮手笑道：「拿去！」
李承乾見狀，不禁有些尷尬，畢竟是找人伸手要東西，他一個太子還真是有些張不了口，此時見杜睿這般大方，也訕訕的笑了。
將那捲行書收了，兩人分賓主落座。
「不知賢弟今日，何以教我！」這句話幾乎都快要成了李承乾在杜睿府上的口頭禪了。
杜睿想了想道：「既然兄長喜歡那篇，今日便說說著君子，君子之道！」
前幾日兩人所論，皆是治國安邦之道，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為何要與他談論什麼君子之道，但是見杜睿面色頗為整肅，也來了興致，問道：「那依賢弟之見，什麼才算是君子之道呢！？」
杜睿言道：「所謂君子之道，始於孔子。然孔子對於君子的論述，不僅限於『君子』一詞，還包含了『士』、『仁者』、『賢者』、『大人』、『成人』、『聖人』等，都與『君子』相關。如果將這些論述都包括進來，一書，所論最多的，無疑是關於君子的論述。君子可以說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當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義。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庸，人並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為君子，必須加強修養。修養不僅包括內在精神的修養，還包括文、藝的培養。孔子講君子，主要是從道德品質上立論的。君子由原來意義上的有位之人，演變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雖然孔子也講聖人，但是在孔子看來，聖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來，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中君子、小人對舉者甚多。孔子將君子、小人對舉，是為了通過對照，彰顯君子的品質。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道家以無為而治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愛非攻為平亂之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認為，要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恢復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亦即『復禮』。如何『復禮』？孔子感到，單純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已經不能湊效。因為當時諸侯割據，周天子的威儀已經喪失。於是孔子創造性地以『仁』釋『禮』，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不過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當然不會有什麼『禮』，要復興『禮』，當從『仁』字入手。如果說，『禮』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那麼，『仁』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認為，行仁由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內於己而發於外的，是一種自覺的無任何外在強迫或利益驅動的行為。就個體而言，如果一個人能夠在無外在強迫、無利益驅動下，自覺自愿地實行『仁』，那麼，這樣一個人，就是所謂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來落實的。孔子的仁論是要靠君子論來實現的，仁論必然要指向君子論。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第四，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以小弟愚見，此所謂君子之道。」
今日杜睿之所以給李承乾講這些，為的就是能通過這君子之論，規範李承乾的行為，讓其真正能做到修身養性，但是一味的學習聖人之言，滿口仁義道德，是偏頗，而單是一味的學習治國之道，也是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