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在自家莊園裡拿著四書五經死記硬背的書生對朝廷危害大？
我一直認為，韃清極大概率是因為他們是以少民而入主中原的原因，所以特別強調對社會不安定力量的吸納和籠絡，這一點其實是值得借鑑與思考的。
文科舉就不說了，韃清武科舉歷年錄取人數是大明的許多倍，而且韃清武科舉體系下的舉子出路還都非常好。作為一個土豪或者土豪之子，如果到這兒了都還是不行，那也沒事，因為你還可以捐官。
怎麼說呢，如果劉福通、郭子興生活在韃清，他們極有可能根本不會造反，因為他們要麼考進士，要麼考武舉，實在不行還能花錢捐官——因為這倆位都是出身巨富之家。
所以你看，雖然韃清社會比大明社會更有利於財富和資源的積累，但是韃清社會裡造反的人之中，出身大地主、大富商的很少。認真說起來，太平天國的北王韋昌輝可能算是家庭條件最好的了，但也不過是個只拿得出一百兩銀子捐監生的最底層地主。
但是如果反過來想，在韃清，哪怕韋昌輝這樣最底層地主，他如果在大明會怎樣？一定是被地方衙門欺壓和剝削的對象，因為他雖然小有家產，但是家裡沒人當官，甚至連舉人老爺都找不到。
但是在韃清卻不同，他花錢捐了一個舉人待遇，地方衙門對他就不敢過分壓榨了。韋昌輝早年在他們當地的麻煩，主要還是因為客家人身份而被當地的地主欺壓。可以這麼說，如果不是洪秀全等人兵臨城下，我看韋昌輝大概率不會選擇造反。」
劉馨聽了這番解析，不禁陷入思索，沉吟道：「所以按照你的看法，讓那些家裡有錢但是缺乏官面上身份的人有一個獲取社會上流身份的渠道非常重要，甚至是可以影響天下安定的大事之一？」
「很大程度上來講的確如此。」高務實嘆息道：「你可以認真想想一件事：為什麼最終平定太平天國的力量並非所謂天下精銳的滿蒙八旗，而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漢族地主階級。
然後，你還可以想得更深一點，那就是既然他們僅憑地方團練就能擊敗讓滿蒙八旗束手無策的太平天國，那按理說他們回過頭來剿滅滿蒙八旗、顛覆滿清朝廷，也可謂輕而易舉對不對？可是為什麼，他們卻都沒有選擇造反？」
劉馨沉吟道：「你是說，滿清朝廷在那時候已經和漢族地主階級完成了高度的利益捆綁，因此無論曾國藩也好，李鴻章也罷，他們覺得自己的利益在當時的朝廷里是受到保護的，所以並沒有什麼動力去做推翻滿清的這件事？」
高務實點頭道：「這就是主要原因，當然還有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他們各有力量，又懷疑自己能不能讓全體漢族地主階級都站在自己身邊，以及社會層面對於忠臣的溢美、對於『逆賊』的不屑，乃至於他們獲得較大力量時自身年齡的大小等等，多多少少也都是影響因素之一。
但我還是那句話，階級利益得到保護甚至滿足，這才是主因。就像那句名言說的：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這話就叫一針見血，因為在當時而言，地主階級的力量還真就是最大的。而只有那位偉人，他才能通過革命的組織把幾乎全民的力量聚合在一起，超過地主、資本家等原本看來最強大的力量這實在是宛如神跡，我是肯定做不到的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劉馨點了點頭，道：「我總結一下，你的主要觀點歸納起來就是說：社會階層的上升通道必須保持開啟，因為它是社會保持穩定的基礎。至於如何上升，哪怕只是最簡單的花錢也無可厚非。」
「倒也不能說無可厚非，只能說兩害相權取其輕。」高務實沉吟道：「其實在封建社會裡，朝廷許多政策都有意想不到的兩面性。
比如你看咱們那會兒很多人一開始都大誇特誇張居正改革，認為是給明朝續命的關鍵，但是沒過多久，許多明史學家比如毛佩琦教授，就認為正是張居正全面鋪開的一條鞭法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同樣，雖然滿清捐官制度被批評為賣官鬻爵，但其實我們也要看到這只是其中糟糕的一面，而另一面，捐官制度也起到了儘可能多的把社會不安定因素吸納進入體制內的作用，這又在客觀上維持了滿清統治的穩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