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科長這話可真有意思。如果，在下是說如果——如果皇貴妃娘娘真的涉桉，謀劃或者至少是參與了『藥膳桉』，那麼這皇貴妃的身份還能保得住嗎？
她若是保不住這一身份，那麼皇三子便不過是一位普通皇子，既非嫡、亦非長，與皇嫡子、皇長子二位再無相爭之資格。試問，這卻如何適得其反？」
鍾兆斗與錢夢皋原本關係是很不錯的，可惜在大明官場之上，師生關係才是絕對不能背叛的，朋友之誼嘛……不妨往後稍稍。
這世上除了父母之恩可能歸於人類天性之外，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其實都有價碼。忠誠往往只不過是背叛的代價大過了可獲得的利益而已，背叛則反之。
當然，在「民族國家」思想形成之後，一些道德水準較高的人有時候會僅僅出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而捨生忘死，這就是另一種特例了。
總之，鍾兆斗的態度已經表明，他將毫不猶豫地站在師相一邊，至少在當前這件事上與錢夢皋勢不兩立。
他這番反駁也是有道理的，之前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貴嫡賤庶，是儒家禮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則，而母親的身份尊卑連帶影響所生子女的尊卑。
因此，即便沒能把鄭妃本人怎麼著，但只要把她的皇貴妃身份打掉，這件事就算成功了，怎麼你錢夢皋還說會「適得其反」呢？反，反在哪啊？
這個身份尊卑問題，可以參考《春秋·公羊傳》，其中曰：「隱(公)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也就是說，正妻之子為嫡子，嫡子中擇立年長者為嗣，而不立賢者；媵妾之子為庶子，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需擇立庶子為嗣，則以立貴為原則，避免因眾妾同時生子帶來繼承次序的爭端。
因此，何休注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註：中國不同時期尊右還是尊左並不固定，從此處可以看出當時是尊右的。]
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內的地位尊於眾媵妾，有「女君」之稱，嫡子地位高於庶子，即是源於親生母親為嫡，地位尊貴。
隱公與桓公同為惠公之子，然皆非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貴於隱公。
所謂「子以母貴」，正是指子依母親身份之尊卑排定繼承的次序。因此，隱公雖年長於桓公，又有賢能之名，仍以「母賤」而不得立。
這就可以看出來，嫡庶貴賤之辨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劃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區別。前者影響後者，而後者又與家族繼承問題密切相連，可見「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禮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母與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聯繫。
朱翊鈞之所以在此前那些年裡將鄭妃的身份一提再提，最終提高到「皇貴妃」這個「副皇后」的位置上去，除了要展示自己對她的寵愛，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提高朱常洵的地位。
試想，朱常洛是庶長子，這一點無從改變，那麼朱翊鈞這個做父皇的，要想讓朱常洵獲得對朱常洛的優勢，或說至少與朱常洛並駕齊驅，除了從《公羊傳》中提到的這一制度來想辦法，還能如何呢？
當然，後世之人聽得更多的可能還是「母憑子貴」。尤其是經過很多宮斗戲的狂轟濫炸，很多人恐怕都已經搞迷湖了，不清楚到底是「子憑母貴」還是「母憑子貴」。
這時回頭看看就會發現，《公羊傳》中亦提到了「母以子貴」。那麼，何謂「母以子貴？」何休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這裡的「夫人成風」是指《春秋經》載：「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風氏為僖公之母，莊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為夫人。《春秋·左氏傳》曰：「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裡的珠玉等物，「賵」則是贈給喪家用以送葬之物。杜預注曰：「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
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經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穀梁傳》亦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以為秦人不以成風為夫人，以妾為妻非禮，故正之。
這裡就有點複雜了，《春秋經》記載僖公妾母為夫人，三傳對《春秋》記其事的詮釋互相矛盾：
《公羊傳》未針對成風為夫人特別解釋，但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貴」之說；《左氏傳》謂周天子以夫人之禮會葬成風合於禮，承認成風為夫人合禮；《穀梁傳》則譏以成風為夫人是以妾為妻。
春秋三傳對於以成風為夫人是否合於禮，見解明顯不同，因此「母以子貴」在禮法上是否具有原則性的地位，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
事實上，「母以子貴」與「嫡庶之辨」，二者本就存在衝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締結的儀式而來，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貴」卻打破這項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則。
當然，如果一定要問究竟是「子以母貴」還是「母以子貴」，那就只能按照時間來區分。
一般而言，在一個大家族中，或者乾脆就是天家之中，那麼當兒子年紀尚小、地位未定之時，是子以母貴；當兒子排除萬難、繼承家業或帝位時，則是母以子貴。
當然，偶爾還有一個中間態，即兒子已經取得繼承人身份但尚未繼承時，這種情況下作為孩子的生母，通常也能母以子貴。
不過，歷史上也有例外，如漢武帝劉徹就首創了一條令人聞之色變的制度：立儲殺母。這個制度本書前文曾經提及，就不贅述了。
總之，立儲是一件很複雜的事，即便大明的規矩早就立在那兒了，朱翊鈞仍然試圖——至少曾經試圖通過「古已有之」的手段來加以改變。
不過從「古已有之」的做法中想辦法，卻也不是只有朱翊鈞曾經嘗試，當年心學派就提出過一個建議，說可以由皇后收養皇長子朱常洛，這樣一來就規避了皇長子身份被其生母「拖累」的麻煩。
然而這個建議當時就被高務實攪黃了。高務實也沒用什麼別的招，還是那句話，皇后還年輕，你們怎麼知道皇后將來不會有出？再加上朱翊鈞著實不喜歡朱常洛，這件事才沒能如心學派的願。
不過事情雖然壓住了，但這種思維慣性卻不會因此消失，所以鍾兆斗此時所言依舊是按照這個路數來的。
然而這次鍾兆斗還真是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