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亦或是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這都是非常重要的職務，斷不是聖旨一下即刻上任那麼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務實還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高務實在兵部雖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較「兵部四侍郎制」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還是要相對「簡單」一些，因為石星算是「協助尚書抓全面」，而高務實專管京營。
但高務實的這個「簡單」只是工作範疇相對單一，實際上京營的那攤子事，任誰都知道很不簡單。
尤其是在高務實親自主導了京營改制之後，這種「不簡單」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務實沒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只怕摸頭不知腦，沒有幾個月時間下來，連門道都搞不清。
不過，戎政侍郎這個缺朝廷暫時還沒有議定人選，所以高務實目前只能先找梁夢龍來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經得到聖旨，頂上楊兆致仕後工部尚書的缺去了。
高務實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還著急。戚繼光和禁衛軍一干將領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報告，得到准許私人進京的批准後，全跑來兵部了解情況；朱應楨、張元功等一干靖難系勛貴忙不迭遞了聯名拜帖，說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見司農，甚至連一直身體不好的定國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難怪他們著急，高務實「分割京營」之後，京營分為後勤和作戰兩個部分，雖然名義上依舊是聽從五軍都督府的統轄和兵部的指揮，但畢竟是「各自為政」了，雙方對目前的情況也都非常滿意，並不願意再次變化。
如今高務實要調升戶部尚書了，這京營的制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會不會出現變化，他們當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點準備？
戚繼光與高務實是多年的老交情，當然不會因為高務實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現什麼態度上的變化。恰恰相反，他對這位年僅二十五歲的大司農越發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門下走狗小的戚某頓首敬拜」。
戚司令都這語氣了，禁衛軍其他將領的拜帖更不必說，那真是一個賽著一個謙卑，又一個賽著一個親熱。
高務實明白這拜帖再次改動自稱的意義，戚繼光和一干將領這是擺明了自己依舊是腦門上貼著「高」字的，不會因為高務實的職務變動就有什麼變化。
這是個聰明的舉動。
高務實是升調，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為文臣，位進一品（太子太師），離入閣這個文官們人人嚮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關鍵的是，如今他才不過二十五歲！
戚繼光等人完全敢做一個預想：只要朝廷對察哈爾的決戰按計劃進行，以目前朝中「文帥」們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來看，這一仗十有八九還得是高務實領兵。那麼，一旦戰而勝之……這輔臣之位還不是唾手可得？
彼時的「高閣老」極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這太驚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內閣可不是早年的內閣，解縉當年三十二歲為閣臣，三十三歲為首輔之故事並不能套用——那時候的內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內閣是什麼？大抵相當於唐時的政事堂，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內閣的設立，一方面是因為皇帝忙不過來，另一方面也是皇帝想要用內閣來牽制六部，與六部分權。當時成祖恐怕並沒有料到有今天這一幕：內閣全面壓制了六部。
高務實如今已經是戶部尚書，如果按照早年間的傳統，他就沒法入閣了，但按照近幾十年的習慣，則意味著他離入閣很近。這其中的制度和習慣變化，很有必要說一下。
自內閣初建的永樂時期開始，一直到弘治年間，六部尚書與其之間就從未有正式的遷轉情況。這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在內閣成立初期已經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於奉天殿賜宴群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並且強調：「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麼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