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非常成功。這種成功往往勾起人們對這種電影的期盼，並且期待著衝擊一些陳腐的觀念，然後高喊著「顛覆好萊塢傳統，改變國家偏見」之類的口號，沸沸揚揚地熱鬧一番。但很快大家就可以這依舊只是媒體炒作的慣用手法而已，暗為所有事情很快都會恢復原樣，依舊沒有任何變化。
所謂的「恢復原樣」，就是說，好萊塢的潛規則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對於同性戀本身，對於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對於關於同性戀的一切事物，潛規則從來都沒有變過。對於同性戀這個禁忌話題，好萊塢有兩條鐵律：同性戀演員要麼沉默，要麼靠邊;就算有同性戀電影開拍了，也必須由異性戀來拍攝。
儘管幾十年來，整個美國都在和傳統的觀念作鬥爭——這從自由派的歡呼聲和保守派的哀嘆聲里可以看出—但是，好萊塢這家大型的娛樂工廠卻對於同性戀的容忍度卻始終沒有太大的進步。
美國喜歡把娛樂明星奉為文化英雄，所以毫不奇怪，舞台的明星們就必須像華盛頓的政客一樣假扮正經和神聖無暇，以迎接觀眾挑剔的目光。因為美國民眾至今對同性戀懷有一絲疑惑和不安，所以在好萊塢，任何一個大牌明星對於同性戀問題都十分敏感謹慎、小心翼翼，唯恐給美國民眾提供負面想像，這已經不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整個電影工業都必須以這條規矩為底線運作。
在好萊塢，就連名字都可能成為一個敏感話題，為了取一個合適的藝名，避開那些可能製造誤會的敏感，藝人們往往是絞盡腦汁，更不要說外貌、衣裝打扮這些問題了，還有不少藝人會經常去基督教堂做禮拜或者捐款給基督教慈善團體，擺明了就是迎合美國民眾的基督徒心理特質。那麼對於同性戀這個敏感話題，就更加是謹慎再謹慎了。
埃文－貝爾曾經在圖館裡看到這樣一個趣聞，是來自一位研究好萊塢歷史學者的雜談。
一位叫朱爾斯－加爾芬克爾的演員去好萊塢求職的時候，把他的名字改為朱爾斯－加菲爾德以便拓寬演藝之路，當時接見他的傑克－華納—就是大名鼎鼎的華納兄弟公司的創始人，傑克－華納告訴他，加菲爾德聽起來不像美國人的名字。但是朱爾斯告訴他，這是一個美國總統的名字，此時華納的態度變得非常寬厚起來。但最後朱爾斯還是沒在好萊塢找到工作，為什麼呢？傑克－華納的助手後來講，「我們不想要他，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買票看我們電影的觀眾中，很多人討厭猶太人，而朱爾斯這幾個字無疑就泄漏了種族身份。」當然，最後那個朱爾斯改名為約翰－加菲爾德，這是後話。
雖然現在猶太出身的演員已經無需改名了，但是對同性戀者而言，這樣的局面並未改變多少。好萊塢的同性戀演員，不論他們是男是女，仍然不得不對自己的性取向保持沉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位導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說過，「好萊塢創造了自己荒誕的規矩，它明確了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被禁止的。
好萊塢認為，觀眾不會接受一個男演員在銀幕和女的親嘴，而回到家後卻是個同志。」所以好萊塢必需迎合觀眾的心理，這不是性取向的歧視，也與人道主義無關，它只是美元的考慮。
十年前，好萊塢在同性戀問題有了些鬆動。一個公開自己同性戀取向的演員可以在電影裡跑跑龍套，充當配角;一些導演、編劇和製片人，他們也不再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甚至可以這樣說，這個時期，誰敢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甚至是件光榮的事，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因為在大家都不敢公開的時候，你豁出去了，於是你就會贏得目光。這段時期，好萊塢也習慣了那些獲獎者在感言中感謝他的「同志」，像在19年的喜劇電影「髮膠」贏得了托尼獎的時候，出品過「修女也瘋狂」的作曲家馬克－沙依曼和他的編劇同志斯科特－魏特曼嘴巴鬍子親作一團，迎來了輿論一片「善意」的笑聲。
但是，在好萊塢很多製片大佬的心中，仍然有一塊頑固的領地，這塊領地認為美國公眾是不開化的，他們不會接受同性戀演員演同性戀電影，特別是那些愛情片中的主角更是如此。
一些二三流的演員可以在性取向放肆張揚，但是一旦他開始走紅，他就必須承認這條遊戲規則，如果他們腦袋還不進水的話。著名的作家阿米斯特德－莫平曾經說過，「在同性戀演員的
820愚蠢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