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大虧，那他們也能與韃子打的半斤八兩。
李自成點點頭，又想起來一件事：「我方才接到了賀老弟的一封信，說要依靠運河做些買賣，要不要購買布匹，給麾下士卒制定冬裝？」
「要我們花錢？」牛金星問完之後就尷尬的笑了笑。
他要是拿賀今朝當冤大頭，怕是人家會直接殺過來。
因為賀一龍、羅汝才之事，賀今朝並沒有過多干預，雙方只是默契的劃了下地盤，以免對方撈過界了。
李自成在常年的戰爭當中摸爬滾打走過來，可要比崇禎成熟多了。
但他從大明橫徵暴斂的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均田免糧！
他們不清楚經濟賬那也是殺人不見血的刀。
崇禎收不上來賦稅是被中間商給貪了，李自成收不上來賦稅是他窮大方。
他麾下有百萬大軍要養活，就拿糧食為例，一人每天吃一升糧，每天就得消耗一萬石。
為了籌措軍餉等高額費用，「追贓助餉」的方法用的可比大明官軍強的多。
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認為，官吏、縉紳、豪強們所擁有的財富，都是從百姓身上剝削來的不義之財，都是贓款、贓物。
因此，責令他們將這些財物繳納給起義軍充作軍餉，所以稱之為「追贓助餉「。
李自成在洛陽時就頒布了《掠金令》，規定了各級官吏的追贓數額:「九卿五萬，中丞三萬，監司萬兩，州縣長吏半之。」
到了好客山東後，又規定鄉紳也需要助餉。
要是放在河南，那都是殺了了事，如今也肯放這些人一馬，收攏他們幫自己幹活。
客觀地說，此招既可籌措軍費，又能懾敵安民，不失為一個籌集收入的好辦法。
但是，打土豪、鬥地主官吏的劫掠之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豪紳畢竟每個只能打一次，總有打光的時候。
不像稅收，只要稅源在，來年便還能收，連綿不斷。
在自己統治的地盤上，僅靠「追贓助餉」，沒有其他可持續的聚財辦法，就只能是坐吃山空，必定軍心、民心不穩。
這樣，李自成起義軍雖然勇勐善戰，占地廣闊，卻沒有一寸穩固的根據地作為依託。
待到百萬之眾，盤踞在河南、山東這兩處地方，也是十分的難受。
冬衣這玩意，是不得不準備的，光靠著劫掠山東的大明宗室，是無法籌備處如此多的棉布棉花之類的。
而且，闖賊起義軍的「追贓助餉」不像稅收那樣有多種法規和措施來確保收入歸公，往往誰追誰獲利。
因有私利可圖，起義軍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追贓」的狂熱中。
自將軍到土兵，個個「追贓」追得腰包鼓脹，私吞白銀多者數千兩，少者數百兩，以至人人有富貴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
哪像賀今朝廢棄了大明的苛捐雜稅，但依舊制定了新的稅法，就算種田，也得對半分，把大餅畫在後面。
方能最大可能的籌集軍糧，用於戰事，維護政權的日常運轉等等。
在這件事上，李自成沒有選擇抄作業，依舊是另闢蹊徑。
李自成農民政權，對苛捐雜稅深惡痛絕，這讓人非常容易理解。
大明底層早就苦賦稅久已。
他們在稅收的問題上走向了反面，把稅收視為統治階級的萬惡之首。
「均田免糧」，完全不去建立稅收制度，這樣會比明末政權敗得更快，更慘。
若是「均田免糧」後再回到自給自足的原始社會，不需要國家，不需要政權的長期運行，或許還行，然而這只是天方夜譚。
政權的財力基礎沒有經常穩定的保障，也就意味著聚沙建塔，經不住歷史風雨的侵蝕與沖刷。
如果說崇禎的明末政權亡於橫徵暴斂，那麼，李自成的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亡於免稅劫掠，這不啻於另一種形式的橫徵暴斂，手段還更酷虐。
各自極端的稅收政策，最終會使大明王朝和李自成的政權走上殊途同歸的敗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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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裝是要做的，但是得
第一千零九十一章稅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