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諾茨基顯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他從心裡瞧不起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較低，無意參與托諾茨基與三巨頭的鬥爭，但他們對史達林默默無聞的處世態度和踏實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對。於是，這個事情就定了下來。沒有人認為設立總書記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著政-治-局這樣一個集體領導機關的情況下，總書記無權決定，而且也沒有決定過黨的政治方針。
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把史達林送上總書記寶座時，他們相信，他將會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他們又在一個重要部門塞進了一個自己人。
出任總書記後，史達林兼任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總書記三職，也是黨內唯一同時兼任這三個重要職務的人。也就是說，他是政-治-局和它的兩大職能部門--組織局和書記處的唯一聯絡人，並在實際上完全控制了這兩個部門。政-治-局冗長的會議只能決定少數它感興趣的事情，對於更多的決定，實際上是由史達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決議，史達林也可以按照他覺得合適的方式來執行。
在這樣一個顯赫的位置上，史達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被人忽視。如果說以前史達林的巨大權力能夠瞞過政治局的所有人，那麼現在就只能瞞過除列寧之外的所有人了。
列寧雖然也長期旅居歐洲，喜歡抽象理論和濤濤不絕的演說，但他和托諾茨基不同，他是那種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論和辯論的同時仍能冷靜分析現實情況和觀察他每一個同志。史達林當上總書記之後，他很快感到周圍有一種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變化。
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時間，當他重新返回工作崗位時，這種前後的對比更加鮮明。他詢問什麼問題或者索取什麼資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覆變得困難了。不停有人抱怨機關的粗暴、官僚主義和濫用職權，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職的官員向中央申訴。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級機關傳達的時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樣，了無聲息，不知被卡在什麼地方，無法達到目的地。他發現整個政府機器被某種力量操縱，以和他這個總設計師所構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運轉著。他試圖追尋這種變化的根源，很快就發現，這種可怕的力量來自書-記-處。
這個發現令甚至像列寧那樣的人物也覺得背心發涼。在自己一手創立的國家機器內居然隱藏著這樣一個通往專制的機構，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認的最沒有個人野心的史達林！列寧頭一次發現他對自己的總書記了解得如此之少。
於是，列寧開始對史達林產生了不滿。不巧的是，12月中旬，列寧第二次發病，在向秘書口授的一個簡短備忘錄中稍微流露了一下這種不滿，「史達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正好這時發生了史達林對列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粗暴行為的事情：起因是克魯普斯卡婭寫了一封列寧口授的信，史達林得知後，就給她打電話，憤怒地威脅說，要叫黨的監察委員會來起訴她，因為她違反了政治局的指示。這激怒了列寧妻子，她不願打擾生病的丈夫，但列寧不知怎麼知道了這件事情，對史達林的懷疑隨即肯定下來，認為史達林是有罪的，於是謹慎的批評就變為毫無顧忌的控告。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對遺囑口授了一段補充，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所據說這一段遺囑內容直指史達林。可惜遺囑內容一直屬於高度機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真正的內容。
不久以後，列寧的健康似乎又有好轉，他就親自出來發動對這位總書記的攻擊。起初還是小心謹慎，後來就趨向激烈了。列寧對工農檢察院的第一次批評發表在《真理報》上，口氣還是緩和的，結論也有些模模糊糊。後來列寧口授了他的文章《寧可少些，但要好些》，這是對作為工農檢察院人民委員的史達林的毀滅性攻擊。在幕後，列寧準備在召開的第十二大上發動最後的攻擊，而且據說他將和托洛茨基採取聯合行動。可惜這個實質性行動還來不及實施，列寧的病就第三次發作，在代表大會上控告史達林的機會就這樣永遠失去了。
列寧一直就知道托諾茨基和三巨頭的鬥爭，但他希望維護黨的團結，所以直到完
第767章 野心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