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也就沒有心糾纏在范傑這裡了。而且另一件事的發生，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
1931年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會舉行。這意味著蔣某人的下野終於走上了程序！
開幕當天，蔣某人在主席台自我檢討今後「如何能救國救黨」時，自信地表示：「是皆為余之責也，勿以環境險惡而灰心」，並感慨：「全國黨員誰知余為黨之苦心也。」
從這兩句話中就不難讀出蔣某人雖已做好了下野的心裡準備，但他並不甘心就這樣老實都履行他在上海和談期間對粵方所做的下野承諾。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禦侮的呼聲，蔣某人一度動搖過同粵方的對抗，甚至表示今後要放棄內爭，專心抗日。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侵略，作為一國政府和軍隊的最高領袖，他是難以忍受的。
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會尚未結束，他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就曾表示：「余決心率師北上，與倭決戰。對內則放棄選舉競爭，誠意退讓，期與粵方合作，一致對外。」當晚，蔣某人令負責同粵方談判的寧方代表陳銘樞，赴上海邀請已從粵方分化出來的汪精衛來京主持中央。
對蔣介石此舉，汪精衛當然是歡迎的，但他也有難言之隱。
第二天，陳銘樞電蔣某人報告同汪會商結果：「鈞座主張，汪先生極表同情。惟汪與哲生(孫科)有進退一致之成約，未便單獨。頃汪已急電哲生，大意謂鈞座見國難日亟，願自任國防軍總司令，即日出發，盼在汪、孫兩人中請一人擔任行政院長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孫若同意，則汪先生依鈞座意入京負責；孫不同意，則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個人可入京，並在可能範圍內約粵方同志取一致。」
此時，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積極同汪精衛聯絡。李石曾致電吳稚暉、張靜江報告汪之最新動態：「精衛兄今早來談，意謂介公須俟妥洽後，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後方可實行，萬不宜冒然下野，既無益於妥協，反致益增紛擾。」
蔣介石讓出中央權力的舉動，卻遭到寧方內部幾乎一致的反對，甚至連賦閒在滬的盟兄黃郛也深不以為然。
11月18日，黃郛在日記中寫道：「傍晚岳軍(張群)來報告介石之新決定(讓中央於汪，己則以國防軍總司令名義出駐北平)，予深以為不妥。因此種形式等於對日宣戰(最少亦可為謂對日備戰)。在此國聯尚未絕望之時，似尚不可孤注一擲，舉國以殉也。」
范傑在聽了師兄酆悌轉來的會議內容後，笑了笑，校長蔣某人的性子是怎麼樣的，別人不清楚，他還不清楚嗎。所謂的北上抗日不過是個幌子罷了，張小六子一直不同意中央軍北上，就是怕了蔣某人的手段，尤其是現在東北軍丟了東北，內部軍心士氣不穩的時候，蔣某人真要在此時分化瓦解東北軍，張學良是沒有多少號辦法的，所以他一直在阻攔中央軍北上。
而最需要的還是拿出一些成績來，而張學良的目光盯在了錦州。而此時在家中的范傑正想插把手的時候，枕頭送了過來，七哥新度和姐夫彭襄還有徐悲鴻一起登門，不為別的，就在昨天，11月19日，中國詩人徐志摩空難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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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四章一二八·淞滬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