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活動的農民。
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民，是無法把集體利益放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對於個體農民來說，只要能夠讓自家活的好一些，他們並不介意損害集體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國鄉村中的富農們，僅僅因為可以從脫離村社中獲得更多利益，就背棄了過去數百年來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員，並毫無愧疚的帶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資源。
而中國的農村比俄國的村社也好不到什麼地方，封建倫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種形成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得農民在農村中絲毫得不到任何自由，雖然中國的農民並沒有頂著奴隸的名字，但是他們過的實質上就是奴隸的生活。
東三省，特別是黑龍江、吉林兩省因為移民較多，風氣稍稍比關內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變不了，這是一個依託於封建地主經濟而建立的農業社會。面對這樣一個頑固而有組織的封建鄉村社會，不是派幾個幹部下去就能改變什麼的，而這些並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也不可能輕易的改變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世界觀，去同過去主宰他們命運的老爺們進行抗爭的。
畢竟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他們最大的願望並不是打倒老爺，而是想著自己或自己的後代能夠成為老爺中的一員。所以想要改造這些農民思想的世界觀，不是派幹部深入鄉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他們過一過有尊嚴的集體生活，當他們再回到鄉村時就有了改變鄉村的勇氣和技能。
如何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自然只有招工和招募軍人。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委員會要建立獨立的訓練營地和大力推動工業建設的原因。
而最後一個條件就是，1910年的東北鼠疫爆發，雖然被清政府以嚴格的防疫措施給消滅了。但是滿清地方官員可不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想想當年他們為了不讓台灣島上的鄭家獲得大陸的資源，不惜發出遷海令，把東南沿海三十里化為廢墟，就知道這次防疫的過程中有多少人是無辜受到牽連的。
在一個執行力不夠的社會出現了政策執行的奇蹟，這只能證明了一件事，基層官員為了拔掉幾根野草，連野草周圍的麥苗也一併剷除了。於是在鼠疫過後的東三省，吳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戰勝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對於官府的痛恨和不滿。
此外因為鼠疫被遣返到黑龍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斷的墮落為罪犯和紅鬍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吳川這才能夠把革命的種子種下去，令革命在這片土地上爆發出來。當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為主的城市之外，東北其他地區的民眾對於革命態度並不是那麼的歡迎，所以他才會發出暫時放棄鄉村和遠離交通的城鎮，優先建設和發動鐵路沿線、水路要衝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指令。
而當這些交通較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圍之後，那些被孤立的鄉村和城鎮，自然也就以為革命即將成功，滿清即將滅亡，為了不被革命委員會清算，他們自然也就會放棄自己的保守態度，開始向革命委員會靠攏，以爭取在新政權下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保守的社會一旦傾向於革命，實際上他們反而態度會更為堅定，因為這些保守的社會並沒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當他們開始贊成革命時，自然會向革命的主流價值觀靠攏，以防止自己跟錯了人。這就是所謂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眾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黨不同，此時在東北一共也就兩個革命黨，一個是共和黨，一個是同盟會。而東北的同盟會雖然講的是孫文的三民主義，但是在東北卻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同，因為孫文講的是排滿革命和漢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論在南方也許頗受歡迎，但是在東北卻是不招人待見的。
畢竟在東三省大部分人的眼裡，這孫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只要漢地十八省，那麼東三省怎麼辦？讓給日本和俄國嗎。所以同盟會遼東支部只敢宣傳革命，但很少會大肆宣揚三民主義和驅除韃虜的口號的。
這樣一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共和黨，自然就成為了革命委員會中革命理論的主導者。雖然大部分人還不明白什麼叫社會主義，但是共和黨反帝反封建主義的口號，還是相當令人震撼的。他們唯一有所懷疑的是，共和黨人究竟有沒有能力打倒帝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