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提出的這個建議，斯維爾德洛夫還是相當有興趣的。在中國待了這麼久，斯維爾德洛夫也算是對於中國的共和黨員有了一些了解。
在他看來，黨內的這些中國人思想非常的複雜，他們之中既有任輔臣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也有宋雲桐這樣的保守主義者，如朱和中這樣的自由派分子也不在少數。至於吳川這樣的人，就很難區分在一種固定的類型之中了。
嚴格的來說，在1911年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共和黨就是一個弱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擁有和俄國社會民主黨一樣多的派系，卻沒有一位真正的馬克思思想理論家。當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大的問題，還是自詡為馬克思思想理論家的人太多了。
老實說，一開始斯維爾德洛夫等布爾什維克們其實並不看好共和黨，他們認為共和黨把那些勢力強大的地方士紳吸納進革命委員會，這種妥協雖然在短時間內增強了革命委員會的力量，可卻也削弱了革命委員會的純潔性，一旦這些地方士紳叛變了革命，革命的勝利果實就要落入這些地方士紳手中去了。
只是，接下來吳川藉助外部的壓力迫使各方力量團結到了共和黨身邊，然後又利用對抗外部敵人的機會，對革命委員會內部不斷進行切割清理，最終把這些士紳地主同土地、農民分離，從而成功的把這些地方上的實力人物邊緣化，完成了對於革命委員會內部力量的整合。
這種手段既簡單又有效，確實是大大的震驚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們。他們第一次意識到，反動士紳雖然擁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在政治上大多是愚蠢的。
因為私人土地制度造成的封建鄉紳社會，實際上是缺乏互信的，他們寧可和共和黨達成一個不利於自己的約定，也絕不會相信自己的鄰居會幫助自己抵抗共和黨的打壓。在他們看來，要是換了自己，恐怕只會趁火打劫，而不是去幫助鄰居度過難關，畢竟他們的家產大多就是依靠侵吞鄰居家的土地而來的。
吳川用自己的才能折服了俄國同志，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布爾什維克之所以願意堅定的支持吳川，並不是因為他能夠不斷為共和黨找來大量的投資，而是在於他能夠始終清醒的看待自己的位置和帶領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沒有迷失在權力和金錢之中。
雖然吳川某些時候的決定，頗有偏離社會主義目標的意味，但是事後總是能夠證明，這些決定所帶來的效果，還是壯大了無產階級的力量。
因此只要共和黨沒有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要共和黨始終站在無產階級這邊，只要共和黨的行動確實增加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斯維爾德洛夫覺得他們就沒有理由干涉中國同志的選擇。更何況，以吳川自革命以來的一系列判斷而言，共和黨內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質疑對方的決定。
不過，隨著俄國革命即將開始，斯維爾德洛夫倒也開始有些擔心起，未來俄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和黨之間的相處模式來了。
假如吳川的判斷正確，俄國布爾什維克真的取得了俄國的政權，那麼布爾什維克和共和黨之間就從革命黨之間的友誼轉向了兩國執政黨的合作交往。
列寧同志說過，為了獲得俄國革命的勝利，俄國布爾什維克願意同世界上一切反對沙皇政府的力量互相協助。但是遠在歐洲的那些布爾什維克領袖們並不都和列寧同志一個想法，在某些鼓吹不斷革命論的同志們看來，沙皇不過是應當被打倒的帝國主義象徵之一，外國的反動勢力也應當和沙皇政府一樣統統被打倒，才能創造一個完全光明的世界。
如果按照這些布爾什維克領袖的主張，和美國、英國、法國資產階級、沙皇反動政府進行貿易的革命委員會可算不上什麼革命政府。而不肯徹底的打倒北京資產階級政府，樹立起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共和黨，怎麼看都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政黨。
當他們還在共和黨內的時候，至少雙方還能夠就某些問題及時作出溝通，可一旦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員從共和黨內退出，前往歐洲參加俄國革命的時候，雙方之間恐怕就不能如今日這樣坦率的進行交流了。
因此斯維爾德洛夫對於本次會議還是相當重視的，他希望通過這次的討論會，真正的去了解共和黨的思想意識是什麼。從而為日後協調兩黨之間的關係，定下一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