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因為滿人封禁的緣故，大多數人都是近70年內才移居到關外的，這裡的地主階級沒有關內這麼盤根錯節。
而且在日俄帝國主義的入侵下，關外的地主階級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在我們打倒了關外的日俄帝國主義之後，關外的地主階級也自然沒什麼能力挑戰我們了。
但是關內並不是如此，除了青島和膠濟鐵路一帶遭到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打擊外，華北其他地區的地主階級並沒有遭到什麼打壓。雖然河南的白朗起義和去歲的華北大水災對華北地區的地主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但是這些地主在當地的勢力並沒有被清除掉。
我們抽調黨員幹部前往河南河北，但是並沒有那麼快在當地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組織，在我們和當地的地主階級決定出一個勝負出來之前，大多數群眾還是會選擇觀望的。當然，土地改革的推行，是聯合當地群眾消滅當地地主階級勢力的最為見效的辦法。
不過土地改革的方向雖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當地群眾的支持，光憑我們派去的幾個黨員幹部是發動不起當地的土地改革運動的。
根據我的調查，某些地區的群眾之所以不支持我們派出的土地改革小組，首先是不信任我們派出的人員，畢竟他們都是外來人員，一些群眾還沒能從鄉土宗族的封建思想中醒悟過來；其次就是我們派出的人員難以和群眾打成一片，口音、生活習慣和不同的社會觀念，都是造成雙方隔閡的原因。
而群眾和我們派出的黨員幹部有隔閡，根源還在於當地的官員幹部同我們派出的黨員幹部存在著一道縫隙。當地的官員幹部最為不滿的一點就是，當地的縣府事務員月薪在12-14元，而我們派出的相同職位的黨員是25-28元一月。
幹著同樣的活，拿的卻是相差一倍的工資，自然難免讓這些本地幹部親近我們的黨員幹部了。但是東北的官員幹部拿到的月薪和工人相比，至少要低三分之一，遠離生活環境較好的地方，我們總不能再繼續減少他們的工資以安撫當地幹部吧？」
對於梁廷棟提出的這一問題，吳川很久沒有出聲，就在梁廷棟有些不安的時候，吳川這才輕輕拍著椅子的扶手說道：「聽到你說的這個問題，我突然想起了山東那邊報上來的一個鄉村幹部的案例。
1912年我們派出了一些幹部進入青島，建立起來山東革命委員會，在德國人的支持下，山東革命委員會首先對膠州灣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
膠州灣東女姑山有個叫做劉石八的長工，他的家庭非常的貧困，小時候跟著父母在外討過5年飯，十六七歲就在本村地主家做了長工，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因為養不活都送給了別人當童養媳。
因此我們在當地推動土地改革的時候，劉石八是積極響應的，土地改革的時候他也分到了6.3畝田、全套的耕牛、農具，到了1914年他家裡就建起了4間瓦房，算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1914年下半年日本入侵山東的時候，他不僅拿出了家裡的糧食支援軍隊，還報名參加了前線服務隊。可以說是我黨在山東的鐵桿支持者了，因此在戰後就被吸收入了本黨。
到了1916年，他家的人均口糧約547斤，全家一年食用油6斤6兩，一年吃了27斤豬肉，日子開始過的紅火了起來，而他本人也被提拔為了村裡的書記。
但就是這樣一個黨的基層幹部，去年放出了6擔小麥和20塊大洋的高利貸。他還在去年底的縣鄉鎮幹部會議上發表了：『合作化糟的很』、『統購統銷把農民搞苦了』諸如此類的反對農村合作化和黨的農業政策的言論。
所以你看，我們想要遷就放任黨員的自由化是遷就不來的，我們在上面放鬆一點，底下就是一個大窟窿。劉石八這樣的貧農，有了一點土地，剛剛填飽了肚子，就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擺脫合作社的束縛，奔著自己的小幸福去了，何況是其他沒有得到革命直接好處的階層。
改造農村發展生產力，首先要改掉的就是這種普遍的小農思想。打土豪分田地不是我們的目的，消滅鄉村中的封建落後文化，建立起新的無產階級主導下的新農村，以提高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簡單的說，我們需要構建的是一個
第98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