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
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鴉片戰爭就是這麼來的。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裡，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局部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儘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制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系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闢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制了暴力和勸說力的制度。這種制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大一統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制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制體系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
在大一統的帝國制度下，封建時代儘管有景德鎮那樣的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資本的利益仍是帝國治下的一個局部的集團利益，其興衰不過是帝國財政中一筆不難替代的數字。
這樣一個對帝國財政貢獻有限的、在以農為本的社會裡專營「末技」的、無力影響天下興亡卻要受天下興亡拖累的局部集團的利益，距離「主義」的地位實在太遙遠了。
至於蘇州城市「民變」那樣的局部暴亂，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鎮壓，毫無動搖帝國秩序的可能。
由此看來，發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強大的帝國制度，又給中國帶來了意外之失。所謂意外得失，指的是在這樣一個被儒家輕視的「末技」牟利集團背後，竟然隱藏著一種全新的足以改變世界面貌的強大力量，一種自發地在競爭中分工發育的文明體系。
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千百個主權國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在比春秋戰國更豐富多彩的環境中經過數十代人脫穎而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開闢自身發展空間的征途中闖入了清帝國的家門，為了合法銷售鴉片，而對稱雄兩千餘年的帝國制度大打出手。
清帝國此時正處於傳統王朝循環的尾聲，人口膨脹，流民遍地，財政危機，官場臃腫，，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觸即潰，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大清帝國的戰敗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暴力賦斂集團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敵不過福利生產集團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賦斂集團支配一切的社會形態，在生存競爭中喪失了最拿手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