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豈可隨便奏對？到五年期滿，那時你還沒有平遼，那怎麼得了？」袁崇煥一聽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剛才的話說得有些誇張了。他答應崇禎五年之內可以平定滿清、恢復全遼，實在是一時衝動的口不擇言，事實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煥和崇禎第一次見面，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大概他見這位十七歲半的少年皇帝很著急，就隨口安慰。
過了一會，皇帝又出來。袁崇煥於是又奏道：「建州已處心積慮的準備了四十年，這局面原是很不易處理的。但皇上注意邊疆事務，日夜憂心，臣又怎敢說難？這五年之中，必須事事應手，首先是錢糧。」崇禎立即諭知代理戶部尚書的右侍郎王家楨，必須著力措辦，不可令得關遼軍中錢糧不足。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準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5：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御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回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復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擔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面面俱圓，那可不行。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徵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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