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被大家關注的，是一個小盤子。
而底部標籤上貼的是「唐大邑蜀窯白瓷荷葉碟」。
碟子並不大，直徑大約十五公分，形如荷葉微翹而撇口，顏色細膩白皙，釉面微帶小坑，那是燒造時候些微的縮釉現象，文玩行內所稱的「橘皮紋」。
張老將磁盤底部貼的小紙片掀起，發現底部滿是火石紅，從釉邊的結合處看，能夠看得出來這磁盤先是用紅泥做陶胎，修胎之後，又用白土作為「化妝土」修飾了兩層，得到白胎，再在白胎上施加草木灰釉入窯燒造，得到這個白瓷盤子。
最重要的，是碗底釉下還用青褐釉寫了四個小字「天寶永昌」。
「這推斷是不是有些草率了？」張老問道：「我記得有個說法，是所謂『大邑白瓷』，其實只是杜甫的一種誤讀，因為蜀中大邑素不以白瓷著稱，且大邑的窯址，不是沒有被發現嗎？」
「中國白瓷瓷器南北窯口，一般斷定為三處，其一是北方體系，即唐代邢窯-宋代定窯-遼白瓷—後朝定窯一系如鶴壁，耀州諸多窯口。」
「南方一般以從元代jdz樞府器卵白釉的燒製成功為起點，之後便是明永樂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
「此外還有一個分支，則是著名的福建德化窯的『象牙白』。」
「我們蜀中曾在彭州發現過製作白瓷的瓷窯，一度曾經被誤讀為杜甫詩中唐代大邑窯的窯口，然而再經過殘器，窯爐等研究後發現，彭州窯其實還是彷定窯一系的傳承，是宋後的窯口。」
周至不禁豎起了大拇指：「張老對瓷器的研究夠深入的。」
「別給老頭戴高帽子。」張老擺手：「說說你斷這小盤子的理由。」
周至笑道：「張老所說的這個『大邑無白瓷』的推論，其實最早來源，是登錄於《半島晨報》的一篇文章，因為杜甫曾經有一首詩作，叫做《詠大邑瓷器》，一作《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對吧？」
「對，文章里論證了這首詩，認為乃是『孤證』，大邑既無窯口，也無實物左證，因此是作不得真的。」
周至笑道：「可是這所謂孤證，乃是文章作者見識不廣之故。」
「這卻如何說？」
「首先我們來考證這首詩，關於它的註解，清乾隆版《大邑縣誌》卷二《人物·流寓·唐》中，關於『杜甫』詞條記錄得很清楚：大邑距崇慶州止一舍。少陵至州治東閣觀梅，時過大邑，晤邑令，訪瓷窯，有『大邑出瓷輕且堅』句，詳見藝文。」
「文中『舍』為古代計算里程的單位，即三十里。『邑令』指縣令。大邑縣令韋班是杜甫友人。詩中『哀玉』形容瓷器碰觸聲音淒清如玉。詩里說，大邑燒的瓷器重量輕、質地堅韌，敲擊聲響如玉，名傳錦城，比霜雪還潔白。」
「由杜詩可見，杜甫向大邑縣令韋班乞瓷碗在先，訪大邑瓷窯在後。」
「而歷代學者對杜甫詠唱的大邑白瓷都深信不疑，持肯定態度。jdz人藍浦的《jdz陶錄》成書於清嘉慶二十年，其卷七『蜀窯』一節記述：唐時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燒白瓷，體薄而堅緻，色白聲清，為當時珍重』」
「『大邑燒瓷輕且堅，叩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首句美其質，次句美其聲，三句美其色。蜀窯之佳已可想見。」
「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邛州志》卷三十七也載：少陵至州東閣觀梅時，過大邑，晤邑令，訪瓷窯。」
「杜甫所作《寄邛州崔錄事》詩，表明杜甫與邛州崔錄事關係十分密切。他從崇州到邛州，大邑是必經之地。民國時，邵蟄民、余戟門《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云：「蜀窯唐代置，在蜀川崇州大邑。所造器體體薄堅緻，色白聲清，亦名『大邑瓷』。」
「杜甫七五九年歲末到成都並居住數年，大邑置縣於唐咸亨二年也就是六七一年，杜甫七六零年在蜀都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是大邑置縣九十年年後所作。所以杜甫與大邑縣令會晤，造訪瓷窯，與『邛州崔錄事』交往的時間，都在他寓居成都之間。從創作時間和文獻史實考證來說，一是杜甫詩
第五百一十九章 大邑蜀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