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唐太宗產生逆反心理。
其實，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為了開創大唐盛世，為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徵「無限話語權」，讓魏徵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
在國事上，魏徵像一位元老，旁徵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徵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
據史料記載，魏徵在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內，有史籍可考的「諫奏」前後達200餘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徵比唐太宗大20歲，年齡與見識上的差距，情感與代溝上的隔閡，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衝突。
魏徵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徵的干涉和阻擾。
難怪，有一次唐太宗當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
能把「從諫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徵的進諫確實積極過了頭。
俗話說，愛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徵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愛，在唐太宗眼裡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
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累積起來的壓抑，總會突然噴發，而魏徵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導火索。
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後，不由得發出了「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由此可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後，才明白「忠言逆耳利於行」的真諦，太宗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