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是拖，找各種理由拖著不交稅糧。鑑於蘇州府稅糧過重的事實，朝廷方面也沒死追著不放。但不催不意味著不交，早晚還是得補上的。
當地百姓沒轍了，乾脆想了個辦法，把自家的土地賣給士紳豪強，然後去當佃戶。雖然土地沒了，但士紳豪強們家裡有功名或者有人為官，享受免稅田，一年下來好歹能分到些糧食勉強度日。
或者乾脆不種地了，改為去運河邊上打工、去紡紗織布、去販運私鹽，反正什麼掙錢幹什麼。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興旺於己何干。
這樣一來，江浙地區的土地兼併現象越發嚴重，大部分田畝都落入了士紳豪強名下，登記成了免稅田，名正言順的不用交稅糧。
到宣德年間，朝廷實際上已經從蘇州府收不到多少稅糧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當地官府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願意得罪士紳豪強，根本不說實話。
派遣欽差下去整頓稅賦，結果剛到蘇州就引發了民變。亂民們不光公然抗稅，甚至聚集起來打家劫舍。而大多數田畝都劃在了士紳豪強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過了標準，更是難上加難。
眼見稅糧一點都收不上來了，朱瞻基只好下旨減免，到了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稅糧從277萬石減到了72萬石，可依舊無法交齊。
當地民眾已經養成了習慣，寧可費盡心思造假、冒著殺頭的罪名抗稅，也不輕易納稅，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連以鐵腕著稱的張居正，在蘇州府推行新政時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於在信中稱蘇州府賴糧成癖，其鄉人最無賴，謂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濤登基的景陽年間，也不敢直接對江浙地區的官僚利益集團下手，只能通過朝堂官員任免、封鎖海上通道、在廣東、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經濟中心等手段間接消弱其影響力。
可不管怎麼躲避，在長達十多年的執政過程中，雙方還是發生了兩次正面交鋒。第一次在景陽四年，北方多省受災嚴重發生糧荒，而江浙地區的官僚集團夥同部分朝臣，為了對抗賑災新法，要用囤積居奇的手法來個一箭雙鵰。
第二次發生在景陽十年的松江府，晉商集團和甬商集團鼓動民亂，實際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團的暗中支持。
法不責眾，是他們的慣用招數。當年他們用這一招對付過好幾任皇帝，只是沒想到在景陽皇帝這裡栽了大跟頭，還因此損失了幾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從那兒之後，再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反抗。
但對於景陽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區的官僚資本集團並沒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為明著鬥不過，才不得已暫時蟄伏起來等待時機。
要問官僚資本集團為什麼鍥而不捨的非要與皇帝和新政作對，這和反對高稅糧政策的性質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於報復，故意折磨蘇州府的民眾，而新政並不針對誰或者誰們，也沒有地區歧視。之所以造成如今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純粹是因為兩個字，利益。
新政開放了海貿、設立了海關、加強了海上剿匪緝私，這一連串政策下來，搞海貿的商人、產品大量出口的工廠作坊、大量進口原材料的產業都被盤活了，連帶著關稅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獨原來仗著權勢獨霸海上走私和壟斷進口貨物的官僚資本受損了，他們不光失去了壟斷地位，還要遭受海軍的嚴厲打擊，人財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農民，從自耕農到佃戶的稅糧連年下降，還可以開墾荒地種植新的農作物抵稅，或者投入農莊合作社，有了好幾種選擇，不再受士紳豪強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還創造了新的階層，工人。與傳統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簡單，可以大批量複製。同時也更依賴於新政，沒有大量工廠的存在就沒有他們生活的土壤。
新政的最終結果是盤活了地方經濟，讓白銀有效的流通了起來。舉個簡單的例子，昌平毛紡廠的股份大部分是由六部九卿占有，但真正掏銀子的並不是他們，而是依附他們的士紳豪強大地主。
這些銀子如果藏在自家地窖里，除了氧化什麼作用也不會有，沒有新政也不會有那麼多放貸的機會。但拿出來投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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