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時節的長安城，氣候又變得燥熱起來。這一份燥熱，不僅僅來自於長安城民眾身體切實的感受，還夾雜著一份內心深處的情感焦灼。
年初聖人號令西征，長安城中許多的青壯年應募入伍，以靖邊健兒跟隨聖人出征青海。大量青壯年被抽走出征，少了一群愛好追逐熱鬧的主力，讓市井坊間的生活氣氛都為之冷清下來。
就算還有許多年輕人沒能入選靖邊，但當同齡人都已經追從聖駕、為國效力揚威時，這些留下的年輕人們也都不好意思再放縱戲鬧。
朝廷征計雄壯，讓志力飽滿的年輕人們趨之若鶩、唯恐落後於人。但那些出征將士、靖邊健兒們，各自也都有著父母家人，與年輕人們滿懷建功立業的熱血壯志相比，他們更多的還是希望兒郎們能夠安穩生活。
朝廷大軍初春二月出征，眨眼間時令便來到了盛夏，過去這小半年的時間裡，那些出征健兒們的家庭無不瀰漫在一股焦灼的氛圍當中。
儘管西征大軍也屢有勝報喜訊傳回，但戰爭究竟何時結束、兒郎何時歸家，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日期。而且那些陸續傳回的戰報也根本不會涉及到具體的人員傷亡，軍士家屬們心裡始終繃緊著一根弦。
過去這幾個月時間裡，民間的氣氛一直緊張凝重，朝堂之中同樣並不輕鬆。
聖人御駕親征，偌大帝國的掌舵者並不留守帝國權力的核心，這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一種常態，留守官員們所承受的壓力絕不比青海前線戰事小。
特別聖人離京後，太皇太后臨朝聽政，更讓時流諸眾下意識的心生警惕。畢竟這位太皇太后可絕不是一位恪守規矩的仁慈長者，武周一朝前後的時局板蕩仍然歷歷在目。無論聖人與太皇太后之間有著多麼深厚的親誼，時流對太皇太后的警惕與提防也絕對不敢鬆懈。
為了確保朝政能夠平穩運作、杜絕各種雜情滋擾，諸宰相們也是煞費苦心。
聖人離開長安之後，諸宰相們便編排了嚴格的執勤列表，每名宰相留直政事堂一旬，完全放棄了休沐假期，且無論晝夜，必須要有兩名宰相同時留直，一在東內大明宮，一在西內太極宮，且每隔一個時辰必作信使通傳。
宰相們已是如此，諸司官長也不能鬆懈，除了基本的政務處理之外，每天也必須要有官長留直。一旦政事堂查勤有缺，俱記錄在簿，留待聖人歸京制裁。
除了諸官署打起十二分精神之外，長安軍事上的警戒也是十分的嚴明。如今京中禁衛雖然已經沒有了南衙北衙的區別，但仍有內外劃分。
岐王李守禮竟日坐鎮北城玄武門，諸防禁調度外朝莫能與聞，唯每日向太皇太后與皇后報備。京營諸大將軍則長直皇城衙堂，司職導引巡警。
太皇太后日常起居仍在萬壽宮，每隔五日臨朝聽政。每至朝日，由三品以上文武四員趨迎於萬壽宮外，並護送到內朝紫宸殿。
太皇太后在殿聽政時，皇后亦移駕西殿延英殿，召見諸品官命婦。皇長子李道奴則入中朝集英館，由一名直學士開卷講經。
各種各樣的人事布置，可謂繁瑣嚴密，透出一股凝重氛圍。若是普通人身在這樣的環境中，即便不被莫大的壓力壓垮，只怕也要心生怨忿，心情逐漸變得偏激，或許就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充滿了惡意。
但無論是太皇太后，還是留守的諸宰相們，都可以說是歷經板蕩浮沉的成熟政治人物，對於事務的看法，自然不會拘於表象。
從太皇太后而言，在當年的神都政變之後，她已經不可能再從正面登上大唐權力核心的舞台。過往諸種深刻的記憶，已經讓世道給她打上一個近乎妖魔化的標籤。這種標籤不只會影響生前，更會深刻的影響身後。
在這樣的世情氛圍之下，老實說就連聖人都有些無能為力，無論其本身對太皇太后持有怎樣的感情，有時候都不得不趨從於世情。
這一次太皇太后能夠臨朝聽政，也是各種因素累加所促成。第一自然是聖人從神都革命到靖國定亂等一系列事件之後所積累的威望，第二還有太皇太后舊年臨朝的遺澤，再加上如今宗中除了太皇太后之外，的確沒有更加合適的監國人選。
外朝重臣如姚元崇之類，在武周一朝的仕宦經曆本就是他們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