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順元年臘月十八日，西北邊陲的延州城中又發生了一起極為詭異的兵變。這裡之所以要說「又」是因為延州在這一年的八月份已經鬧過一次兵變了，雖然說這是個兵變流行的時代，作為一個當兵的你要是沒參加過一兩次兵變你出去都不好意思和別人打招呼，但是一年之內鬧兩次兵變，這頻率也確實稍微有點高了。
和八月份那次兵變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發動兵變的人數很少，只有一個小隊，而且這個隊目前來看似乎並不缺餉。
發動兵變的是延州彰武軍左營丙隊的軍官和士兵們，兵變的起因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和他的兒子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毫無理由地扣押了丙隊的隊頭，官階為從九品下的陪戎副尉李*——這是後來大周門下國史館的那些官方史學界人士的說法。
而真正的民間史學家們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他們把持這種觀點的史學家和史官一概指責為北唐執政王的御用文人。一般的民間觀點認為，無論高氏父子扣押李*這一行動是否具有可以信服的理由，這場兵變都是不可避免的，畢竟廣順元年的陪戎副尉還不是垂拱元年（即趙宋乾德元年）的北唐執政王，彰武軍的左營丙隊並沒有建立起後世軍隊當中那種嚴密的政治監軍體制，因此李*本人並沒有比當時割據中原禍亂四方的軍閥們強到哪裡去。
因此，傳統觀點認為，發生在廣順元年年底的這場延州兵變，實際上是延州方面的舊軍閥和新軍閥之間進行權力再分配的一次意外衝撞。崛起速度過快的新軍閥代表李*遭到了高氏父子為代表的舊軍閥的猜忌和忌憚，高允權和高紹基試圖將這一支新興的延州本土軍閥勢力扼殺在搖籃中，但行事不慎外加對局勢判斷失誤，最終導致了兵變發生。
而對於李*本人在這場兵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史學界眾說紛紜。根據兵變的過程以及雙方實力對比情況判斷，絕大多數史學家認為這場兵變是早有預謀的，否則不可能以一個小隊五十個人的兵力在幾個時辰之內控制住延州州城內的全部軍事力量和交通要道，同時還包圍了節度府和衙內署，挾持了高氏父子。以有限的兵力達成如此戰果，事先沒有周密詳盡的計劃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當時延州城中的駐軍據保守估計最少有一千三百人之多，足足是兵變發起方總兵力的二十六倍之多。
官方的說法是此次兵變純系偶然，是在高家藩鎮的高壓下不得已而為之，這種說法同樣遭到了廣大民間史學家的廣泛質疑。大眾的觀點是，這場兵變的計劃早已擬定詳實，只不過發動時間比預期提前了而已，實際情況很可能是，高家父子發現了丙隊的兵變企圖，試圖先發制人以扣押甚至殺掉李*的模式來將這場兵變扼殺在萌芽狀態，然而他們卻低估了丙隊的軍官團隊對李*本人的忠誠度和執行計劃的堅強決心，最終導致了兵變的提前發生。
臘月十八日凌晨子時，一隊渾身血跡潰不成軍的彰武軍前營士兵惶然逃回了延州北門，在城樓上執崗的前營留守哨兵認出了自己的部隊同袍，急忙打開城門放他們進城——這原本是被軍法嚴厲禁止的——事實證明，深夜開城門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因為五十名全副武裝的丙隊士兵便隨著前營潰兵的隊尾一口氣衝進了延州城。
丙隊進城後兵分兩路，一路約兩個什的兵力在魏遜和梁宣兩位什長和隊中斥候長細封敏達的率領下直襲彰武軍節度府；另外一路三個什的兵力則在什長兼教頭沈宸的率領下依次襲擊了分別位於西門和南門附近的兩處兵營，將忠於高家的兩名指揮和九名隊正一鼓成擒，其中後營甲隊隊正常令坤奮起抵抗，被丙隊士兵當場格殺。
因此到凌晨寅時三刻為止，丙隊已經基本控制了延州城中的局面。
在彰武軍五營中直屬於高紹基指揮的中營在節度府一戰中損失慘重，其指揮高萬乾以下七名軍官被細封敏達依次射殺，失去指揮又對兵變毫無心理準備的中營士兵在當夜的混戰**有十二人陣亡，二十一人負傷。
當十八日清晨太陽重新升起時，延州城中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均已被瓦解，被囚禁在高府地牢中的丙隊隊官李*被救出，高允權、高紹基以下節度府十九名幕僚將佐被囚禁，一夜之間，延州的天變了，自後晉末年以來統治延州達五年之久的高氏政權已經面臨徹底崩潰，後世的史學家們評價說，這場由
第四章：Q版兵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