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儲，字叔厚，號厚齋、郁洲居士，廣東廣州府順德人，明代大臣、文學家。進太子侍講、翰林學士，參撰《明會典》，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安南，遷吏部尚書，參撰《明孝宗實錄》，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遷華蓋殿大學士，太子少師，出任內閣首輔，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剛正不阿，在奸臣得道的局勢下，力抗邪風，堅決不與宦官勾結，他心繫百姓，不忍百姓賦稅重壓，敢於為他們說話，他敢於進諫，關心國家社稷，巧妙輔政，減少朝政危機。
梁儲，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記述有幼時已顯示聰慧的事情：梁儲六歲時，一天不小心撲倒在地，父親扶起他說：「跌倒小書生。」梁儲應聲道：「扶起大學士。」七歲時，父親曾經出上聯讓幾個兒子試對：「晚浴池塘，涌動一天星斗。」梁儲稍加思索後對道：「早登台閣，挽回三代乾坤。」梁儲後慕名到新會，師從於思想家陳獻章，自此，梁儲的學業大為精進。
梁儲在仕途初期，只是擔任經籍、圖典的編撰工作，孝宗時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較公正，梁儲在此期間受到重用，從而不斷升遷。
武宗時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亂，而梁儲持正不撓，有匡弼之功，武宗狎弄佞幸，先後寵用劉瑾、錢寧、江彬等幾伙蟊賊，廢棄紀綱法度，加強盤剝，大量驅斥和殺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導致民不聊生，動亂四起。在正德朝梁儲「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直言敢諫、不畏權勢、剛正不阿。
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卻反得罪，「以土魯番事，本兵預置之死。」梁儲力辯彭澤是被誣衊的，導致當時的權奸也將梁儲視為眼中釘。梁儲直言說「有功不祿而復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後澤。」由此，彭澤幸而未被免官。彭澤任真定知府，當時太監仗權勢，擾亂政令，「閹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澤以死捍衛，宦官才有所收斂。
世宗即位，彭澤擔任兵部尚書，整肅部務。「部事積壞久，澤核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彭澤死後，總制尚書唐龍上言：「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群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為讒言構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核澤往勞，復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氣。」未被採納，直到隆慶初才得以實現，「復官，諡襄毅」。面對功臣被誣，梁儲選擇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當獎賞，反之則無法服眾，士氣也將受打擊。彭澤這位大臣，先後討平群盜，在以後朝政中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若是當時沒有梁儲的力辯，被免官的話，那將是朝廷的重大損失。
正德帝不體恤民之苦，恣意揮霍，嫌原有宮室不足供其享樂，便降旨重修乾清宮、坤寧宮，大興土木，後又建造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加緊搜刮。梁儲懇切規諫，上《請停工疏》「分投前去各處採取大木，燒造磚瓦，但時值民窮財盡之時，猝難辦集，非惟工部以為憂，臣等皆切憂之，恨無方，略以佐經費，今大工，若將前項不急之工一併整理，則合用錢糧將何取給。取之官，則官無蓄積，取之民則民已經困敝。」勸正德皇帝節民力、固國本，但正德皇帝卻當作耳邊風，未採納。
正德時期，宦官專權，梁儲卻從不與之為伍，武宗把政事交給陪伴他的八個宦官劉瑾、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時人稱其為「八黨」、「八虎」。由於受到正德帝的寵信縱容，他們驕橫跋扈，劉瑾藉機招權納賄、打擊異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們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諛逢迎，與宦官狼狽為奸，有的人則是寧願丟烏紗也不依附閹黨。梁儲擔任吏部尚書，是吏部的最高長官，職掌全國官吏的任免考選，劉瑾想拉攏梁儲為其黨羽，可梁儲堅決不依附劉瑾之流，不屈從於權幸。劉瑾便惱羞成怒，對《明會典》吹毛求疵，摘錄其中的小缺點，進行非難、詆毀，梁儲便被降職為右侍郎。《孝宗實錄》撰寫完成之後，恢復原職。「瑾憾不已，傳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劉瑾被誅滅後，梁儲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復吏部尚書原職，並且加封為文淵閣大學士。
由於武宗喜好遊樂，他身邊的佞幸之人常引誘他四處巡遊，其中錢寧和江彬是兩個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