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郁，以聲依永而永不盪，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
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葉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而已。
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
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借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為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
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
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話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
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恆伕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為尚。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為準而不濫，故法為侀。
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而後安，故律為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則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
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
《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即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
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為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眾庶之知為知也。
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於喁嘔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童稚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製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者，終不可得。是欲即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
朱子之為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
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闔辟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
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殘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數句哉？
僅之《鐃歌》，有有字而無義者，〔收中吾之類。〕《鐃歌》之永也。今失其傳，直以為贅耳。當其始制，則固全憑之以為音節。
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有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其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固不如《鐃歌》之僅存耳。
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鬘》之制，業以言實永；而《陽關三疊》、《甘洲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襯疊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
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
是故以腔調填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為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
浸使言有美刺，而永無舒促，則以《板》、《盪》、《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
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
舜典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