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晉陽宮/大明城的臨時大內，在位小朝廷政事堂所在溫安殿內，也有人激烈的爭論道：
「為什麼，為什麼要反覆再三！不是已經說好了要一力保護大唐最後的正統，哪怕接納一個沙陀人做攝政相國，也在所不惜麼？。。」
「話雖如此，那你知道如今偌大的河東各州已經開始缺鹽了麼？你又可知著太原府內的鹽價，已經到了斤值千錢，卻還是依舊有價無市麼？」
「自古以來就未聞又不產鹽貨之地，安能長久自居一方的；現如今除了已經撥付軍中的數目之外，地方上哪還有多少庫存可用，更莫說平抑市面了。。」
「如今攻取河中鹽池的大計，已然徹底破滅了；便就是那太平賊不來攻打，就憑行在手中那點兒積存，難道還以為能夠堅持的了多久麼？」
「也不過是早晚生變的事情！！！到時候，那位晉王為了暫且平息局面和安撫人心，又會拿誰家的人頭來做應付麼？如今的堂內諸公，又有哪個可以獨善其身呼？」
「無論如何，必須尋找退路而有備無患了。。。」
——我是躁動不安的分割線——
而在長安城內，正在不斷推演的沙盤前，關注關內北面石州戰況的周淮安，也再度接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
「什麼意思，党項各部之首的拓跋一族就這麼沒有了？」
「回主上，正是如此，當初在追索之下，逃進地斤澤的拓跋一族男女老幼，共計一千四百五十七顆首級，都已經就地初步確認過來，並非假冒充數之選。。」
負責北面延邊戰情的參謀小組組長應聲道：
也就是在數年之前第一次關內大戰時，追隨代北行營招討崔安潛而來的拓跋思恭為首八部党項聯軍，在武功、咸陽等地相繼遭到慘痛潰滅之後，就連拓跋思忠本人都在逃亡路上死在一口枯井當中；
但是依舊還是有一些党項藩部的殘餘人馬，得以僥倖衝出了包抄而來的太平軍羅網；而沿著涇水谷地一路奔逃越過了延州、綏州、銀州等地，卻又不敢停留的繼續逃回到了平夏党項所聚居的夏州境內。
然後，在關內損失了大量精壯和中上層頭領之後，被打破了勢力平衡的党項八大部之間，也毫不例外的以相互追責為由，開始了新一輪大洗牌式的爭鬥和內訌，後來又有沙陀部引兵過境搶走了不少牛馬羊畜。
結果這場動亂一直持續到了來年夏天。是實力最弱而討回來的人最多的，細豐、野律、房當三族在亂戰中最終勝出；而達成一致瓜分了原本勢力最強大的拓跋等部，所留下來的廣大草場牧地、牛羊奴口；
而作為拓跋部最後的殘餘力量，則是逃亡到了北面瀚海大漠中的一處綠洲地——地斤澤中，聊以苟延殘喘。這種三族獨大而相互鼎立的局面也未能夠維持多久，就迎來了隔年西軍東進的第二次關內大戰。
作為河西隴右行台總管的鄭畋，自然也曾經派人前往夏州徵召，這些名義上隸屬於夏綏延節度使配下的党項各部；只可惜使者到了地方之後，根本找不到可以交涉的具體對象，就莫名其妙的丟掉了性命。
然後等到了來年盛夏之期，第二次關內大戰結束之後，以周本為首的太平軍也攜大勝之勢再度北上延綏銀夏，當地已經在內亂和災荒中元氣大傷的各個藩部，也沒有與之對抗和周旋的勇氣了。
因此，這次作為這碩果僅存三姓党項降順的投名狀，就是帶著太平軍的使者為鑑證，盡起控弦之士圍剿和攻殺起拓跋部為首的殘餘勢力；但直到最近些日子，才找到了大漠深處拓跋氏為首的最後藏身處。
這也意味著五代當中可能雄踞西北的党項勢力，就此退出歷史舞台而泯然凡俗了。接下來，就是對於這已經降服的細豐、野律、房當三族的党項部眾後續處置方案了；
因為這三部通過兼併和內訌下來，依舊還保持了各自約數千騎不等的人馬；雖然剩下的都是老弱婦孺了，但是放在邊地也終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因此，周淮安在思慮再三之後，還是在外事處、行人司等各個相關部門，所遞送上來的方案和建議成條當中，選擇了一個不叫保守和折中的處置方案，同時又額外添注了一條要求。
這樣，這碩果僅存的党項三部，雖然避免了最激進方案當中，被懲罰性就地肢解拆分或是就地絞殺的命運；但是作為僅存的上層首領及其親族，卻是必須指定可看家人選之後，集體遷移到長安附近來定居。
此外，這三部還要各出一千弓馬俱全的控弦之士，加入到周本的軍事序列當中去，作為附從的輔卒騎兵大隊聽效上一段時間；再送出族內同樣數量的少年來，送到關內來接受童子營的編練。
畢竟，在草原之上一雞死一雞鳴才是最基本的常態，就算是把党項人全部殺光滅絕了；但是留下來無主空白的草場牧地，自然還是會有新的塞外部落，繼續填補進來。
然而，若是從內地徵發百姓和軍隊去屯墾的話，因為草原地帶普遍相對土地貧瘠而產出匱乏，再加上道路和通訊條件落後的緣故，也會讓維持相應存在的成本，一下子劇增道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
這也是大多數封建時代中原政權所要面對的類似問題；在相應的生產力和動員能力，達到軍隊投放和維持邊界的及限制後，就算再大的戰果也就無法轉換為相應的疆域擴張的利益，反而變成拖累和削弱國家實力的弊端。
因此，還不如暫時維持一部分實力大損，卻相對熟悉地方情況，對於太平軍有足夠的敬畏和服從之心的本地藩部，繼續保持一定的存在感，來排斥和驅除掉那些陌生部落遷入所導致的意外因素。
當然了，雖然在歷史上被戲稱為髒唐亂漢的說法，但從某種意義上嚴格說起來，有唐一代的邊塞政策和對外方略，也是歷朝歷代最為積極進取和卓有成效的；比如比如貫穿了有唐一代的延邊城傍制度。
也就是用被擊敗和征服的東西突厥、後突厥、鐵勒、薛延陀、回鶻、契丹等塞外部落，提供牛馬來源、充當延邊軍鎮的僕從軍和建立類似邊境緩衝區的存在。
雖然其中也不免因為用人不當或是內部鬥爭等因素的牽制和拖累，導致了有好幾次大型翻車現場；但只要中土政權本身保持足夠的穩定，便每每都能夠依靠雄厚實力和龐大體量，從頹勢當中給糾正過來。
因此，哪怕到了唐快要滅亡的前十幾年，還是能夠一紙詔書輕易的召集起五路大軍，把在代北舉起叛旗的沙陀朱邪氏族，給硬生生打成了隻身遁逃的孤家寡人；還能在南方收復被南詔入侵的安南之地，並且打得對方遣使求和。
而作為諸多更替的城傍部族勢力當中，得以延續到五代時期的兩支族群；無論是雁代的沙陀人還是鹽夏的党項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