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意識到：中醫與西醫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醫學理論體系。儘管當時對於中西醫本質上的區別，仍然缺乏哲學科學的深刻認識，但是對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西化，日漸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切與質疑。1982年衛生部明確做出「振興中醫」，「保持發揚中醫特色」的決定。同年，年國家憲法寫入了「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規定，1991年國家又將「中西醫並重」作為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之一。然而，中醫西化之勢依舊故我，固若金湯。這究竟因為什麼呢？」
「辛亥革命百年以來，在中醫問題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zhengfu「壬子癸丑學制」確立華夏教育的學制系統時，「漏列中醫」的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國民zhengfu在南京召開的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余雲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第三次是1950年衛生部主要官員採納余雲岫的《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參照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用西醫基礎醫學改造中醫的做法而推行的「中醫科學化」運動。第四次是1958年以來在「中西醫結合」名義下所推行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醫西化」。《醫醫》對四次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是這樣概括的：漏列的要害是廢除，廢止的重點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結合的本質是改造。儘管四次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花樣各有不同，但是其矛頭統統指向了中醫的核心——基礎科學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當中醫的核心在西化與改造中消亡之後，中醫的生命力便徹底地宣告終結。
如果將四次近代科學主義思chao的做法聯繫起來看，人們不難明白，這些做法,其實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滅漢興洋」的悲劇在中醫故鄉的重演。廢除—挖心—改造—西化，是華夏對中醫實施的「滅漢」四重奏。與日本的「滅漢」相比。只不過調子緩和了些，麻痹性強了些，時間拉得長了些而已。
除了近代科學主義思chao之外。在華夏鑄成中醫西化不歸路的，還有一個「型性的文化」的問題。
所謂「型性」，指的是初衷或願望的確是美好的、善意的,但是不明白文化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不了解中西醫各自內在的本質特點。所謂「文化」，指的是利用政治號召和行政包辦的方式，來規定中醫學術發展的方向與安排的做法。它違背了中醫學術發展的內在科學規律，也為學術界的反思與討論，改革與調整造成了不應有的障礙或困難。這就是從1958年起，在「中西醫結合」名義下所造成的中醫科研、教學、醫療諸多領域的嚴重「西化」。
其中，中醫教育上的問題最多。湖北中醫藥大學李今庸教授撰文疾呼：「四十年教學工作苦，培養自己掘墓人」。國醫大師鄧鐵濤、焦樹德在《光明日報》撰文質疑：「中醫學院還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人才嗎」？2003年，華夏中醫科學院一項研究表明，幾十年來全國95%以上的中醫科研項目。是西化中醫方面的課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也就是你們的醫政司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各大中醫院裡中藥飲片使用率，僅占醫院全部用藥的10%。近幾年來，中醫處方、治療的經驗化傾向，越來越突出。有資料統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全部處方平均用藥不足五味。其組方嚴謹，與病機絲絲入扣，故療效卓著。當今中醫一張處方開出的藥物，平均為張仲景的四倍，動輒二三十味，三四十味的處方也不在少數。卻因藥味多、用量大、組方欠嚴謹、思路不明確而療效欠佳。上述情況，凡具有文化科學責任感的人，豈能夠掉以輕心嘛！
前幾年，一些頑固堅持近代科學主義態度的人,有的聲稱中醫是偽科學,有的叫嚷要告別中醫。這種是非混淆、陰陽顛倒的局面，難道與我們自己製造的「文化冤假錯案」能脫離關係嗎？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糾正這一「文化冤假錯案」時機正向我們走來。文化自覚，科學自覚的趨勢，隨著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正在成為糾正這一「文化冤假錯案」的主體力量。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其一，中醫的臨床診療技術，與中醫的基礎科學理論日漸脫離；中醫的臨床治療水平，正在朝著早期的經驗療法的方向不斷倒退。其二，西醫的基礎科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