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說隆慶不肯讓內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又如何解釋他讓高拱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兼任吏部尚書呢？要知道，吏部尚書號稱「天官」，執掌人事大權，而內閣中因為排名在高拱之前的首輔李春芳根本不敢與高拱爭鋒，高拱又相當於掌握了行政權。
按理說這個權力本身就已經十分巨大了，可隆慶帝仍不滿意，竟然連司禮監掌印也讓高拱推薦的人頂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相當於把最後的審核權也給了高拱！
而在原本的歷史上，所有人都必須承認，終隆慶一朝，但凡跟高拱對著幹的，最後都是鞠躬下台，無一例外。
為什麼總說高拱是隆慶心目中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臣子？這就是原因：隆慶不僅能完全、徹底的放權給高拱，而且對高拱的支持力度大到了「跟高先生作對，就是跟朕作對」這個程度。
那麼，高務實猜測隆慶不肯繼續加大內閣權力，是不是和這種信任形成了一個悖論呢？他認為不是。原因是，隆慶信任的並非內閣這種制度，也絲毫不希望違背太祖不設宰相的初衷，他信任的是且僅是高拱這個人而已！
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隆慶真的是信任內閣制度本身，並且下意識認為有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宰相是好事，那麼他就應該不在乎具體由誰來做這個大權在握的「宰相」。然而事實是，此前徐階「負海內人望」，稍稍有些大權在握的跡象時，隆慶就果斷讓他回家養老了。可見在他心中，高拱可以大權在握，但內閣本身並不能有這樣的慣例，首輔這個位置本身的權力仍然要限制在「輔」，而不能是「宰」。
所以，他寧可讓高拱兼任吏部尚書，寧可任用高拱推薦的司禮監掌印，以這些行動來大力加強高拱的權力和威望，也不會直接把這些權力交給內閣。因為只要這些權力是分開的，那麼將來如果沒有高拱這樣一個人，權力就仍然分散，不會形成對皇帝的架空。但如果這些權力演變成內閣的權力，那麼內閣的主事人——譬如首輔，就可能真正變成了宰相。
要知道，現在的內閣已經是有議政權的，有人視內閣為「中書省」，稱閣臣為「宰相」，主要也是著眼於這一點。而內閣議政權，主要就體現在票擬上，其文書運作機制，基本有三個方面。
首先，凡六部題請、奏準的政事，制度上內閣事先雖未被「關白」，但事後並不是備顧問，也不是說可能不被顧問，而是全部必經內閣擬旨，並且全都是可以予以「駁正」。全國除上述六部題請、奏准，然後「發擬」之外的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內閣批答、票擬。
其次，諸司奏事，關白內閣。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舉用方面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鈐以部印，……一封進司禮監便覽，二送內閣備顧問」，打破了「諸司奏事內閣不得關白」的陳規。隨著內閣制度的形成，諸司在上疏之前，對重大問題的處理一般得與內閣商議，以達成諒解。譬如正德、嘉靖之際的吏部尚書王瓊就說：「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
再次，在外之督、撫、總兵、巡按御史直接上書內閣，請示機宜。尤其是自正德以後，督撫們紛紛以揭帖的方式上書內閣，請示軍、政、財、賦之計，內閣則居中遙授方略，習以為常。故每當民變平息、邊事安定，毫不例外地要封賞內閣諸臣，酬其運籌帷幄之勞。
以上三方面文書，皇帝的全部決策都不外乎通過它們做出。由於全都必經內閣票擬，所以和過去翰林學士等的「備顧問」不同，內閣的這一議政權是主動並且比較穩定的。
此外，內閣票擬對皇權還有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在票擬上，皇帝的批紅權原則上不可超越內閣票擬而徑自為之，票擬則經過批紅而成為行政命令。其次，皇帝如果主動下手詔、中旨處理政事，按例也必須送內閣「商確可否」，「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內閣如不同意，理論上可將手詔、中旨「封還」、「執奏」，也就是拒絕擬旨。
大學士徐溥曾疏言：「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幸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
再次，閣臣密揭，表明內閣的觀點與立場，皇帝不得不重視。密揭是內
第079章 無品閒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