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高務實雖然有很強的高層影響力，但畢竟個人實際政治地位不夠高，泛泛而談、影響皇帝的思維是可以的，但具體經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較為難了。
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了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歷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朴時代」全面完成，為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並且強化了驛站體系，後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面大事，說起來還只有京營改制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麼牢不可破。
而現在，借著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制的成果，而且因為終於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系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系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沒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群眾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群眾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裡面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後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布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只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裡，商人哪怕是挑著扁擔、推著獨輪車的遊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面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裡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麼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並沒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面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面始終在不停的變化，並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歷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為什麼？因為自那以後，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只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為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為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註：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後，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面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