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搞出過「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細說了，因此高務實推論的第一點，是擁明派的社會基礎和「舒爾哈齊擁明派」的形成。
高務實為此仔細回憶過自己當初看過的史書，發現在努爾哈赤起兵的早期記載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間題，那就是努爾哈赤各種實錄的纂修者，均濃墨重彩描繪出一幅幅「太祖」屢遭族人、仇人暗害的驚心動魄的場面。
從其起兵後的第二個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殺事件的記載就達五起之多。後世史學界通常認為這是女真族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固有現象。但高務實認為，此說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內部發展性，而忽視了事物的外部聯繫。清太祖實錄的纂修者對此冠之為「忌上英武」，而迴避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前提，即六祖子孫和仇人的暗害活動，為什麼恰恰發生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後？這是巧合，還是有深遠的歷史背景？
《滿洲實錄》中作出過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記載。萬曆十一年，當努爾哈赤向大明邊臣索要尼堪外蘭時，「明邊臣日爾祖、父之死，因我兵誤殺，……又賜以都督勒書，事已畢矣。今後如是，吾即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為爾滿洲國主。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
這則記載初看很平常，細看則會發現，其說明「國人信之」的是明朝的號令，國人擁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領。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以歸尼堪外蘭」。換句話說，他們都作出了與「國人」相同的政治選擇。
由此可見，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觀念，確實已經深入人心。這種世代因襲的、傳統的觀念，已經成為人們思想上難於逾越的藩籬，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權威性，甚至連努爾哈赤本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不敢公開打出反明的旗幟。
其子皇太極在四十年後的天聰八年七月，在致書大明崇禎帝時，也依然承認「滿洲原系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為非也。」這其實是大明維護全國統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族內部擁明派的思想基礎。
所以，當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後，頗以難覓知音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經人以明廷的是非相開導，馬上就是「遂背約不赴」。
尤為「不幸」的是，努爾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妹夫噶哈善，也為族人所殺。當努爾哈赤欲集眾收其骸骨時，諸族昆弟竟「無一人往」，努爾哈赤成了「諸族皆仇」、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這種四面楚歌的處境，真實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這是問題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明朝承襲元朝在東北的統治後，在中樞與地方少民的統屬關係方面，採取了「給與印信，自相統屬，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經商買賣，從便往來」的政策。
這種以各部酋長統攝其族的措施，一方面能使諸部自相統屬，主持本部事務、發展本部經濟，收到「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的實效；另一方面卻形成了「每村每寨為主，每族為長」的無數大大小小的分散於各地的地方勢力集團。
這些集團通過獲得明廷的敕書，享有各自獨立的政治經濟權益，於是政治經濟上的特殊利益又將他們與明朝的統治緊密地連結起來，因此任何改變這種現狀的努力，勢必遭到激烈的反抗。
在原歷史上，史學界通常認為萬曆十六年的努爾哈赤已經完成了建州女真本部的統一，但從明實錄有關建州女真各衛朝貢的記載情況看，其內部反對努爾哈赤的鬥爭並未結束。
反對者以朝貢為紐帶，繼續加強與明廷的政治聯繫，試圖憑藉明廷的力量堅持與努爾哈赤抗衡。從萬曆十七年起至萬曆二十三年，明確記載建州左右衛都督和都指揮進京朝貢的達四起之多。
更重要的是來自朝鮮的記載，申忠一在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的書啟中，在談到建州女真的內部局勢時，引用馬臣的話說「凡衛三十，而投屬者二十餘衛」。可見截止萬曆二十三年末，努爾哈赤尚未完全控制建州女真本部。
這就充分說明了明廷在建州女真中的政治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各衛首領與明朝統治者的根本利害的一致性，決定了反兼併戰爭的長期性、激烈性、複雜性。這種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支配著人們的心理，左右人心的向背，就連投奔努爾哈赤的人，也不得
第201章 擁與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