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府黃河決口，大宋朝頓時一片愁雲慘澹。
不管怎麼著，事情已經發生了，還是要想辦法處理的。首先一個，自然是統計受災情況，追查原因，其次是儘快救災，最後便是一個很傳統的事情，那就是——追究責任。
朝堂的任何的事情都不是那麼純粹，背後都是有利益關聯的。治河更是如此，當年為什麼六和塔的方案能夠入選？說白了，這與富弼和文彥博，以及與他們利益相連的人也是有關係的。
在朝堂上諸位大佬們眼裡，方案的對錯並不要緊，重要的是自己沒有錯，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正是因為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大宋朝的黨爭也逐漸便的嚴重，神宗之後更到了頂點，這也是大宋朝亡國的原因之一。
當年六塔河方案之所以能夠通過，並不見得是有多高明，相公們也未必仔細論政考察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他們有一個勁敵，前宰相、判大名府的賈昌朝提出的「回復舊道法」。
姑且不論他們誰的方案更加優秀，因為相公們直接忽略了這一點。因為治河方案意味著政治資本，治河成功更是天大的功勞。對於賈昌朝而言，一旦自己的方案通過，治河成功，便可以成為再次拜相，東山再起的資本，並且笑傲廟堂。
文彥博和富弼怎麼能容許這樣的情況出現呢？所以自然不會選擇他的方案。只是一時間又找不到更合適的方案，於是乎投機取巧的六塔河方案便被矮子裡面拔將軍。然而他們都沒有仔細考慮論正過，甚至沒有諮詢懂得河工水情之人。
六塔河方案失敗了，那是註定了。不過恢復故道之法也未必可行，畢竟橫隴故道已經嚴重淤塞。若是要全部清淤整理出來，怕是需要數十年之久，動用至少百萬以上的勞工，花費更是驚人。
無論從可行性和性價比上來講都是不成的。只是六塔河方案比他更加不靠譜。儘管當時歐陽修反對了，卻最終反對無效。因為當時方案已經開始實施。如果這個時候叫停，豈非說明文相公與富相公眼光有問題，決策失誤？而且兩人還會認為，歐陽修是在幫賈相公說話，自然毫不猶豫地反對了。
兩位相公拉不下這個面子，也壓根不願意承認錯誤。最終只能是堅持到底，一錯再錯。當實際來檢驗的時候，一切都清楚明白。這個時候對錯還有意義嗎？受苦的是沿河的百姓，受傷害的則是大宋王朝。
這就是政治，治河在北宋絕對不是個技術問題，也不是工程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這一次也毫不例外。
熙寧二年的方案，王安石主持過，於是乎朝中對他的彈劾很多。當然了，是皇帝趙頊首肯主導的，當時王安石畢竟還不是宰相，所以也不能怎麼怪罪。
至於大河決口處的大名府地方官，雖然有彈劾。可是大部分人都悄悄的，頂多是淺嘗輒止，並未太過深入。因為判大名府的不是別人，正是前宰相，河北路宣撫使韓琦。
如果只是前任宰相，倒也不足為奇，然而韓琦卻比較特別。
韓琦，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人。天聖五年進士，三朝元老，擔任宰相數十年之久。朝中唯有富弼與文彥博能與之相提並論，歐陽修雖然出名，可是在官職與政績方面要差一些。其他人的資歷都相對差了一些。
而今雖然離開了汴京，卻判大名府。要知道大名府乃是河北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池。同時還擔任了河北路宣撫使的職務。前文已經說過，宣撫使乃是很重要的官職，代表天子，在軍政方面都有重大權力。
大宋朝最重要的兩個宣撫使便是陝西路和河北路，一個抵禦西夏，一個抵禦遼國。相對來說，遼國乃是大宋朝的頭號對手，心腹之患。，更為重要一些。皇帝趙頊能將河北路放心交給韓琦，足可見對其信任。
再者，因為黃河決口和改道的問題，近年來，河北路一片糜爛，完全是個爛攤子。韓琦能夠料理，並且逐步恢復，也可見其能力。
除此之外，韓琦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狄青告訴林昭的。
趙宗實能夠當上太子，繼承大位，韓琦出力不少，可以說是從龍之臣。當年汝南王趙允讓與韓琦私交不錯，韓琦自然要為他家十三郎出力了。仁宗晚年時期，韓琦曾多次勸諫仁宗立太子，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