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遼東巡撫高第十萬火急奏報：崇禎元年四月初九夜，建奴賊酋皇上不急太監急因病暴斃於瀋陽。當日建奴內訌，大酋莽古爾泰德格類皆死，餘眾立皇上不急太監急第十一子博穆博果爾為新賊酋，尚為襁褓孺子；僭號『同治』，濟爾哈朗多爾袞豪格等賊輔之。近聞建奴厲兵秣馬，料不日將有大動，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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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瀋陽之變半個月以後，遼東巡撫高第的這封急奏遞到內閣，皇太極的死訊這才大白於天下，朝野為之震動。與幾年前努爾哈赤之死不同的是，努爾哈赤雖然也連年與大明作戰，但總還是局限於遼東；皇太極卻在去年親率八旗大軍入關蹂躪京畿，甚至圍攻京師，無論是官紳商賈還是平民百姓，無不深切感受到韃子實實在在的威脅。
因此得知皇太極死了，朝野輿論無不沸騰。不論天南海北，普通百姓皆奔走相告，甚至還有人拿出平時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買酒買肉，呼朋聚友大吃一頓，以此慶賀韃子頭頭「吹燈拔蠟」。酒酣耳熱之際，無不對皇太極之死大呼痛快，用他們的話說，這是韃子作惡太多，遭了天譴！
官紳階層亦以此為藉口大肆飲宴，席間談起此事時，也早忘了去年清兵來時他們的狼狽相，個個面露不屑之色，說些「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此等蠻夷外族有何可怕，我等該如何便還如何，理他作甚」之類的話。
不過很快就有東林系官員趁機上奏，要求朝廷取消遼餉薊餉練餉等「三餉」。理由也是冠冕堂皇：遼東建奴對大明來說不過是癬疥之疾，眼下賊酋新死，幼子繼位，更再難對朝廷造成威脅。而百姓多年來深受三餉之苦，民不聊生，以至於流賊紛起，至今未息。如果取消三餉，則民可富，民富則國強，海內自然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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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不科科獨後恨戰陽我由月內閣對此同樣爭議不小。戶部尚書畢自嚴堅決反對罷三餉，除了財政虧空的理由之外，他還提出：都說三餉負擔沉重，可認真算的話，其實並不算多。就以最多的遼餉為例，遼餉每年五百萬兩的數額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賦都多，但那是全國民田七百餘萬頃一共才派這麼多，平均到一畝還不到九厘銀子。
奏章一上，立時激起軒然大波。這些官員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戶部等管錢的衙門卻馬上提出激烈反對。理由同樣是明擺著的：如今朝廷四處用兵，財政本來就捉襟見肘，至今尚有千萬兩以上的缺口，全靠暫借大明銀行的存款國債，以及奏請動用內帑銀才能勉力維持。如果再罷三餉，一下子又多出幾百萬兩的虧空。如此大的窟窿，豈是奏章上輕飄飄幾句話就能補上的？
不過東林系一向在朝廷中掌握著話語權，又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架勢，應和者甚重。自從發現了《京華時報》的巨大作用之後，各地官紳也開始創辦報刊，這些報刊自也極力主張罷除三餉，一時間輿論洶洶。
倒是《京華時報》連續撰文指出，皇太極之死並不等於滿清滅亡，韃子仍有很強的實力。而朝廷財政本就入不敷出，此時罷三餉，恐對邊事大為不利，呼籲縉紳階層不要在這個時候只為眼前之利，迫使朝廷罷除三餉。
內閣對此同樣爭議不小。戶部尚書畢自嚴堅決反對罷三餉，除了財政虧空的理由之外，他還提出：都說三餉負擔沉重，可認真算的話，其實並不算多。就以最多的遼餉為例，遼餉每年五百萬兩的數額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賦都多，但那是全國民田七百餘萬頃一共才派這麼多，平均到一畝還不到九厘銀子。
一兩為十錢，一錢為十分，一分為十厘，按官價一兩銀子折千文銅錢算，一畝地才派九文銅錢。就算畝產一石，一石米價一兩來算，加派之餉的稅率連百分之一都不到，怎能算多？之所以有人嫌多，只是因為過去總是巧用各種名目，少納了該納的田賦，使得「正供」太少而已！
但只有徐光啟支持他的主張，而東林系和溫周系的閣臣則一致贊成罷餉。這兩派一向互相唱反調，這次怎麼就達成一致了呢？其實也很簡單，他們都是地主富商的代言人，甚至本身就是大地主。雖然他們是官不用納糧，但他們的親族還是要納糧的。
對這些地主富紳來說，田賦是越少越好，能不交就不交，如果有可能的話，朝廷倒找給他們銀子才好呢！至於朝廷
1569章議罷三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