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東都政局陷入一種矛盾和焦灼之態。
矛盾是因為東都各方勢力對紛繁複雜的中土局勢有不同的關注和解讀,有的認為解決隴西危機乃當務之急,有的認為戡亂剿賊已迫在眉睫,有的則堅持認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北運輸大動脈上,以確保二次東征的勝利。大家各執一詞,爭執不下,導致意見不能統一,決策拿不出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各地局勢持續惡化卻一籌莫展,這讓越王楊侗、東都留守樊子蓋以及眾多中央留守大臣們焦慮不安,心急如焚,只能日復一日的奏報遠在遼東的聖主,甚至一日數奏,但寄希望於聖主決策不過是自欺欺人。當前形勢瞬息萬變,即便是東都,也是應接不暇,焦頭爛額,窮於應付,更不要說遠在數千里之外的聖主了,所以東都奏報越勤,越是表現出東都留守權貴們的不作為和不擔當,根本於事無補。
就在這時,梁郡賊帥韓相國禍亂豫州之後,突然像瘋了般不知死活的越過京畿天塹防線,開始猛攻伊闕口,威脅東都,給了京師以空前震動。
反賊竟然猖獗到攻打東都了,這還了得？這根本就是對東都的侮辱,對十二衛府的侮辱,對中土權貴的侮辱,於是朝堂上的爭執突然停了下來,此刻還爭什麼爭？反賊都殺到東都南大門了,輕重緩急一目了然,還用得著爭嗎？於是意見統一了,決策也出來了,馬上調集大軍南下,剿殺反賊,砍下韓相國的頭顱,以儆效尤。
決策有了,並不代表問題就解決了,相反,問題更複雜了。
軍方認為,東都衛戍軍的職責是保護聖主,保護東都,保護京畿,所以東都衛戍軍不能離開京畿,不能越過天塹防線,更不可能長時間遠離自己的防區,去通濟渠兩岸戡亂剿賊。留守東都的右驍衛將軍李渾、右候衛將軍鄭元壽為此回復越王楊侗和東都留守樊子蓋,軍方即刻抽調兵力增援伊闕口,以確保京畿和東都安全,但拒絕去通濟渠兩岸戡亂剿賊,換句話說,軍方對局勢的發展並不樂觀,對越王和留守府做出的決策並不認同,對當前局勢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消極防禦就足以保證京畿安全,反對以攻代守。
軍方有軍方的職責和立場,他們堅持原則乃理所當然,無可指責,也指責不了,所以越王楊侗和東都留守樊子蓋馬上約見河南郡的贊務裴弘策。
聖主遷都洛陽,改洛陽為東都,而洛陽所在的河南郡便成為京畿所在。河南郡的北面是大河,東面是滎陽郡,南面是襄城郡,西面是弘農郡,這三郡就是京畿外圍,其中滎陽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位置最重要,處在京畿天塹關防以內,所以名義上滎陽郡也算京畿重鎮,其太守一職一般由親王出任,視東都政局情況,或虛領,或實職。而真正意義上的京畿河南郡的太守卻絕對是個虛職,是個象徵著權力和榮譽的官職,過去由儲君元德太子虛領,元德太子薨亡後,則有距離儲君位置最近的齊王楊喃虛領。既然是虛領,那就沒有實權,而掌握實權的便是河南郡的行政副長官,一郡之贊務。
京畿有衛戍軍鎮戍,京畿行政長官當然沒有統兵權,但聖主遠征期間,考慮到東都和京畿之安全,考慮到特殊情況下不但要徵召京畿鄉團宗團地方武裝,可能還要緊急徵募地方青壯為兵,所以聖主特意授予河南郡贊務裴弘策臨時統兵權,允許他在危急時刻調集京畿所有人力物力財力,力保東都不失。
裴弘策出自河東。河東與東都、西京隔大河相望,人傑地靈,豪門世家眾多,其中以裴氏、柳氏和薛氏為最。因為地域、歷史、利益等等複雜關係,河東與以長安為核心的關隴地區、以洛陽為核心的河洛地區的聯繫都很密切,但自關隴興起,中土進入三足鼎立時期後,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集團,開始向以山東五大豪門和鮮卑八姓勛貴為首的漢虜兩大老貴族集團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在激烈的衝突中,新興貴族集團中的關隴人、河東人、河洛人自然抱成了一團。然而,隨著中土一統,政治格局也就變了,新興貴族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與老貴族集團聯手阻撓大一統改革,但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中央集權必將摧毀門閥士族的特權,所有很多有識之士銳意改革,支持聖主加快改革步伐,於是不論是新興貴族集團還是老貴族集團,其內部都陷入了分裂和爭鬥。在這一政治背景下,關隴人、河東人、河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立,而河東
第四百章 不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