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科技的工業品」好，並且希望這些科技的工業品能夠飛入尋常百姓家，這並不是懂工業化。
就像是趙翼知道要修黃河、甚至激進到南北兩條河道輪流清淤是好的，這也不代表他懂黃河問題。
神說，光是好的，於是要有光。
這種邏輯，並不是現實的邏輯。
甚至於，其反現實的關鍵，就在於「是好的」和「得到這個好的」之間的過程，避而不談。或者，濃縮成一個神跡，完全不考慮怎麼得到。
經書，大部分都是這樣的邏輯。
皇帝對劉鈺所謂的「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的理解，還停留在「人地矛盾繼續激化畝產不提升糧食要不夠吃」這件事上。
或者說，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復治、五帝重生、文武降臨，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於海，依舊無法解決人口加增和糧食不夠吃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並不理解，世界是物質的這句話，背後引申出的一系列關於社會、社會關係等等問題的思索。
不過，終究，大順的社會狀態，大順的皇帝還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談到小農問題後，皇帝並沒有繼續深入小農問題，而是轉而道:「但不管怎麼說，貨幣改革之事，已是勢在必行了。」
「小農之困，原因頗多。或貪官污吏、或胥吏狂歡、或勞役加派、或商人壓榨……種種，但小農之困的原因種種，貨幣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員訴言，錢銀兌換導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銅錢而換白銀必要多收；還有火耗運銀等等事。這些都對小農頗為不利。」
「只是，貨幣若改……松蘇等地的白銀，外聯歐羅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銀礦。若這些金銀，流入內地，飆升地價、吞併耕地、甚至放貸於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搖了搖頭，顯然對這件事頗為擔憂。
以商控蒙，是當初北征羅剎、定準噶爾事後，劉鈺給皇帝的獻策。這些年過去，這麼說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賣了，能不能還的起現在的債務，那都兩說。
而若行於民間，松蘇的資本大量湧入內地，哪怕不買地，只是放貸，那都是叫人絕望的事。
小農經濟是脆弱的。
大順這種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畝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荊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實行的。因為哪怕到了後世，大銀行都不喜歡給小農放貸，因為放出去基本意味著壞賬。而朝廷放貸，放給極為脆弱、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徹底破產的小農……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產的……就這年月、就這破封建社會，都有能力不破產的，怎麼可能需要經營借貸？
英、法、荷等各國，都有一大堆的「債務監獄」，一大堆的「債務奴隸」。
大順難道真的修一堆債務監獄，靠「債務奴」的勞動，來抵償？這種事辦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順也罷，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間九出十三歸之類的把戲，根本禁不絕。
即便不談別的，只按照純粹的、原教旨的資本主義金融業思路來考慮:借貸給小農的風險那麼大，利息自然要高。風險越大，利息越高，這是標準的金融資本的市場邏輯。
在「貨幣把其餘神像擠
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蘇等先發地區的大商人，現對於內地的士紳，那就是離神更近的人、簡直是新時代的「有形聖人」。
而大順雖然說還有一定的「士農工商」的社會意識。
但實際上。
別說大順。
就是滿清時候，讀書人跑到揚州去玩，都驚嘆，揚州的秀才，得去巴結商人。有功名的見了大商人，也得說「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謁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訴您了嗎」這樣的卑微語氣。
士農工商……說說罷了，窮的叮噹響的佃農，難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說，我的社會地位比你高？說說罷了。
皇帝擔心的，一旦搞了貨幣改革，先發地區的優勢，尤其是貨幣優勢，會迅速造成內部小農經濟的極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