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王介甫……」王巨搖頭。
如果說得罪早就得罪了，王安石讓王巨主持三司條例司，王巨主動退卻，那時就得罪了王安石。至於彈劾王安禮，有沒有得罪王安石，王巨也不清楚。
但王巨並沒有與王安石發生正面衝突，又是在地方上，王安石也犯不著對付王巨，那豈不是讓文彥博在邊上看笑話，因此說道：「主要是這四個作坊盈利之巨，我又多次將其盈利置於國用，盈利得以曝光，這讓王介甫心動了。但是有違他的市易法宗旨，於是刻意讓陳襄去杭州，逼我低頭。」
市易法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國家大買辦。
但也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還是要從團行說起，宋朝開國支持各商人組織團行，便於科配與和買，團行內部也可以互相幫助，同時搞地方保護主義，讓本地商賈強壯。
利弊參半的產物吧。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團行性質也在改變。因為各個達官貴人加入，或者當地豪強主動投奔團行，他們立即將團行把控。這便產生了許多惡習，一是國家的科配與和買，向無勢力的中小商人身上攤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負擔。甚至為了便於攤派，還發生了糾人入行的現象，就是你作為一個商人，不入團行＊ 也要逼你入團行，否則你休想做生意了。
其次聯手壓迫外地商人的貨物價格，然後壟斷，高價出售。造成許多外地商人破產。城內百姓生活成本迅速提高。
此外。因為聯手。勢力強壯，官府也不得不低頭，於是加速了高利貸，以及質店（典當房），兼併土地等現象的蔓延。
所以出現了一幕，京城百姓想買的卻買不到，但這些商貨呢，在外地州府積壓著。想賣卻賣不出去。
這才是王安石推出均輸法的原因。
當然，這一法推出去，肯定讓京城的權貴個個急了。
但如果王安石真的是大公無私，這個大公無私不是指將錢裝他口袋，而是指不以斂財為目標，僅是為了便民，那又不會有那麼多麻煩。
然而這也是不可能的，若那樣就不會有免役法中的寬剩錢了。
均輸法在反對聲音中，宣布失敗。
王安石將薛向調到南方總掌南方調度，實際是等於規模更大。但動靜更小的均輸法。薛向以個人能力，在南方一直做得不錯。
直到今年春天。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未打仗了，也沒有大的災害，國家立即產生大量盈餘。
有盈餘是好事，國庫不空，大家心裡才不慌嘛，況且還有積欠也要償還呢。積欠有沒有償還，王巨不大清楚，可國庫有了大量錢帛，等於王安石手中有了大量本錢可以調用，而非是象開始，國庫空蕩蕩的，他想做什麼，也沒辦法做。
其次便是王巨在慶州搞了一個發展基金。
似乎不錯，可這個利息差太低了，萬一收不回來，那絕對會虧本，王安石敢情將它當成高利貸性質了，高利貸利息那麼高，是有許多債務收不回來。
主要王安石在京城，王巨也不稟報，他看得雲裡霧裡，因此嘗試了一下，讓內庫調出緡錢，以四分利放貸。
這個四分利放的結果可想而知的，要麼是收不回來的，要麼就是放不出去。
但王巨這麼做，無疑讓許多人看到另一條道路，似乎比青苗法更光明、收益更大的生財之路。只是幾乎所有人隱隱感到看清又未看清，於是沉默著觀察著慶州的變化。
然後到了王韶的市易法。
這個能容易看清楚，實際它就是均輸法的翻版，而且收益確實很不錯。
一個叫魏繼宗的平民，看到這種形勢，於是寫了一篇很長的奏章，上書朝廷。奏章里就是專門講團行與大商人的危害，以及市易法的。
它來的正是時候。
王安石立即成立市易務，並且讓魏繼宗參與其中。隨後又將市易務改成市易司，各大重要商業城市設立分點，也命名為市易務。
市易法開始。
一共十二條，主要的三條，每一個市易務置兩個監官、一名提舉官與一名勾當公事官。當地的大商人可以擔任監官或公事官，與朝廷派來的提舉官共同監督約束，以「平價收購或銷售」一些滯銷的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