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伯父口中,范傑了解到了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張學良,整個東北的時局也清晰的展現在了他的眼前,人們一向以為東北軍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整體,實則差之遠矣。
張學良吸食**由來已久,最早的時候是始於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當時直奉雙方相持不下,張學良不時目睹戰場上殺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慘狀,他的精神無比緊張,內心惶恐不安,幾難排解,於是便開始吸食**,以求麻醉。
這時他只是初度涉足,淺嘗輒止,未曾上癮,但吸食**時飄飄欲仙的解脫之感,已讓他欲罷不能,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此時的張學良仍有節制,但是1925年郭松齡倒戈反奉,對張學良幾乎是滅頂之災,打擊之大,難以言表。
當時的奉系內部可分為三個主要派別。老派,士官派,和學生派。
在奉軍三派中,老派地位最高,但能力最差;士官派平時圍繞張作霖充當幕僚,戰時充當前線統兵官,控制著奉軍的指揮中樞,處於「挾天子,令諸候」的地位,但缺少實際兵權;學生派地位最低,多是旅、團長和下級軍官,但卻是真正掌握著部隊的帶兵官。
三派各有特點,互相制衡,張作霖正是利用三派矛盾分別加以控制,從而駕馭整個奉系的。然而隨著奉系勢力的不斷擴大,三派的矛盾也不斷激化,最終釀成了改變奉系發展軌跡,而對後來造成深遠影響的郭松齡反奉事件。
作為張學良的老師,郭松齡生活艱苦樸素,在人慾橫流的舊時代,他能嚴格約束自己,也嚴格要求張學良。此前他常常規勸張學良勿染舊軍閥、官僚之惡習,不要打麻將和抽大煙,要讀新書刊。對於郭松齡的錚錚直言,張學良都是很樂意接受的。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當郭松齡看見李景林、張宗昌搶先占領直隸、山東,形成半獨立於奉系的勢力時,也非常希望得到一個省,以脫離張作霖自立的。他自認為戰功卓著,獲得一省應無問題,曾秘密派人南下考查安徽財政。可誰知,經楊宇霆一番活動,張作霖竟將江蘇、安徽兩省分別交給了楊宇庭和姜登選。這使郭松齡對奉系徹底失望。
1925年11月底,郭松齡率奉軍主力7萬餘人,以討伐楊宇霆並擁護張學良子繼父業為名義起兵反奉,最後以兵敗身亡而告終。
張作霖一直對其子張學良刻意培養,將奉軍精銳全部交給張學良統率,而郭松齡在張學良的支持下,將這支部隊的軍官幾乎全部換成了學生派骨幹。郭松齡反奉失敗,學生派隨之瓦解,張學良也因此喪失了自己的基本力量,不得不通過大批破格提拔年青將領的方式來重建親信勢力,王以哲、牛元峰等人便是代表,閻寶航也在其列。結果反而造成一些老派的嫉妒和不滿。同時,由於張學良和郭松齡與學生派存在的深層關係,使東北軍中的原士官派人員始終視自己為異類,時時欲另尋出路。
同時郭松齡的失敗被殺,也使張學良失掉了一位良師益友,從此再也沒有人能管束他了。
為了解脫憂思與苦惱,張學良借毒消愁,再次吸食**。由於張學良的性格恣放,時常無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漸至成癮。每當疲勞困頓襲來時,他就靠吸食**提神,長此以往,又養成了依賴毒品驅除疲勞的惡習,天長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後,張學良對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無法自拔。但父親之死終究對他打擊很大,終於在仇恨的驅使下,1928年夏天,張學良決意戒除毒癮。
但他病急亂投醫,無意中卻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張學良聽楊宇霆說有一種日本進口的注射藥名叫巴文耐魯,對戒除**有特效,便叫私人醫生馬揚武為其注射。
而這種日本進口的藥物雖去癮止痛,但裡面含有海luo因,注射日久,有習慣性,結果一段時間之後,張學良雖然放下了煙槍,卻再也離不開嗎啡針。且針癮欲演欲烈,一天之內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見賓客,舉行宴會的時候,每隔一段時間也必須離席入內注射,愈發搞得身體孱弱不堪不說,還傷神誤事,常常引人誤解。
1931年春,張學良因病入住北平協和醫院,痊癒後,他重又吸菸,形神日非,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