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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徐衛準備進攻日本本土的時候，北京城內卻也有人準備這一場震驚世界的大事，這個大事起源於一場公案和一份流言，其公案當然是前不久的倒孫運動，而流言則是成為同盟會的領導人為革命家，至於這裡面牽扯出來的主角自然是民國十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衛，汪兆銘。
在這個時候，遠距離革命家的批判和倒孫狂潮的連番攻擊已經讓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
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幹，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
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他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飢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前提是不要讓他們本人披堅執銳，不過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
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持。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而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幹部，他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
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劃告訴黃復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復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
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
黃復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還談什么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願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
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
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其實早在徐衛與日本第一次戰爭的時候，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已經先乘英國船到天津，當時是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
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
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
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當時對鄭毓秀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