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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調停會議開得並不愉快，僅僅召開了一個半小時就宣告中止了。吳川出乎意料的強硬姿態打破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預估，讓這兩國領事意識到如果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壓制中國人和日本人，那麼就別指望交戰的雙方承認領事團的調停權。
不管吳理斯和彼列斯克兩位領事對於革命委員會多麼不以為然，滿洲畢竟不是長江流域，英、法兩國在這裡並沒有多少利益，革命委員會自然也就沒什麼能夠威脅到兩國利益的手段，兩位領事自然不如他們在漢口的同僚那麼的關注這場革命。
不過反過來也說明了，英、法兩國在滿洲並無多少力量可以動用，他們不能如他們在漢口的同僚那樣，可以快速調用位於上海的艦隊支援自己，從而在中國人面前展示英、法兩國的力量。
吳理斯和彼列斯克之所以能夠領導本地的領事團，並不是因為英、法兩國在本地擁有最強的力量，而是依賴於本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所致。
吳理斯和彼列斯克能夠強行壓制住日本人的不滿，讓他們接受在調停期間暫停日本對於領事團的權力和責任，那是因為日本已經是國際秩序中的一員，他們可以通過現有的國際秩序體系去壓迫日本人，且日本在這一體系中的地位完全是依賴於英法兩國的支持而存在的。
但是革命委員會則不同，因為革命委員會不肯無條件承認滿清同各國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也不同意所謂的最惠國待遇，要求同各國政府單獨協調外交事務，因此直到現在領事團也沒有承認革命委員會的政治地位，依舊把它當作了滿清治下的一個叛亂組織。
即便領事團向革命委員會提出了對他們和日本方衝突的調停建議，也依舊沒有承認革命委員會對於滿洲地區的統治權力，因此他們自然就不能從現有的國際秩序下對革命委員會進行壓迫。
於是領事團對於革命委員會能夠使用的手段其實並不多，要麼在列強一致的原則下對革命委員會進行集體施壓；要麼英、法兩國向革命委員會展現自身的武力迫使其屈服；要麼就只能利用中國人對于洋人的畏懼心理進行政治恐嚇了。
在1900年之後，第二項手段已經越來越少的被列強用到了，甚至於連第一項手段也很少使用，僅僅使用幾句空言恐嚇，中國的地方官員乃至朝廷大臣都會選擇息事寧人，全盤接受各國外交官提出的公開或秘密要求。
比如俄國外交官和遠東軍政長官推動的中俄勘界要求和推動外蒙古獨立行動，實際上都並非出自彼得堡的意思，而是這些俄國外交官和遠東軍政長官為了個人的政績自行推動的外交事件。
正因為這些事件並非為彼得堡所主持，所以中俄勘界要求其實同俄國想要吞併北滿的外交方針是相違背的，而推動外蒙古獨立的時間則選擇了一個並不適合的時間點。對於當前的俄國來說，最為重要的並不是對外擴張，而是應當尋求一個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從而完成內部新政的推行。
斯托雷平生前擔任主席大臣時是很清楚這一點的，因此他雖然在表面上支持大斯拉夫主義，卻又在背後不斷牽制那些想要在巴爾幹地區開戰的將軍們，甚至不惜和海軍中的太平洋派系相勾結，以分散軍中的勢力勾結，以確保俄國軍方無法形成一個聲音。
這也是為什麼斯托雷平會支持吳川的計劃，卻又使用手段死死的壓制住吳川，不令整個計劃真正實施下去。因為斯托雷平根本就沒有想過，在他的新政沒有全面完成前挑起一場對外戰爭，不管是歐洲方向還是太平洋方向。
只是斯托雷平也沒有料到自己會遇刺身亡，導致彼得堡的政治中樞出現了混亂，才讓吳川找到機會把計劃推動了下去，最終出現了當下的遠東格局。
但是，革命委員會顯然不是之前軟弱的滿清官吏，吳川在調停會議前強硬的表態打碎了英、法兩國領事想要使用政治訛詐手段謀求額外利益的美夢。而德、俄、美三國領事的態度又打破了想要達成列強一致的基礎，於是英、法兩國領事頓時發覺自己手中可用的手段變得所剩無幾了。
政治訛詐無用，又沒有力量可以施壓，英、法兩國領事自然不會為日本人火中取栗，去同革
第341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