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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川知道梁廷棟的想法並不錯，如果沒有共和黨這個以信仰凝聚起來的團體，光是組織渙散的同盟會根本對付不了那些盤踞在地方上的立憲派紳商。畢竟這些人從前就已經掌握了地方上的治權，當革命黨人替他們掀翻了一直壓在他們頭上的滿清朝廷之後，這些人自然就會覺得革命完成之後，革命黨人就沒有用處了，這江山依舊還是該他們這些控制著地方權力的紳商們來坐。
而向來不喜歡發動群眾革命的同盟會，自然是鬥不過這些數代根植於本地的地主紳商。因為地方上的百姓大多都是依靠著這些地主紳商吃飯，如果同盟會不能發動群眾對舊的經濟秩序進行徹底的改造，那麼就休想繞過這些地主紳商去控制地方上的群眾和資源。
就像現在，同盟會在東三省的力量原本遠遠大於才組建不久的共和黨人，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思想混亂的東三省同盟會很快就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人數較少但團結一致的共和黨，甚至於有大量的進步革命黨人脫離了同盟會加入了共和黨。
所以對於共和黨來說，政治上的對手實質上主要還是這些盤踞在縣內的地主紳商，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是持開明還是保守的，他們的存在就已經構成了共和黨對改造這個國家的阻力。只不過吳川顧慮到現在還是在同日本和滿清政府的戰爭中，並不希望給共和黨豎立太多的對手，這才選擇了以溫和的方式處理試圖出賣革命的立憲派人士。
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對這些地主紳商有什麼同情心理，出於大局的需要他可以對趙學成等人進行寬大，出於地方政治形勢的要求，他自然也不會反對地方軍政長官採取嚴厲鎮壓反革命組織的請求。
因此他只是思索了極短的時間就下了決定道：「交給人民公審的辦法還是很不錯的，這些反革命分子畢竟不是我們共和黨人的私敵，而是人民的公敵。
在人民面前揭下他們的偽善面具，要比處罰他們更為重要。只要人民能夠真正覺悟過來，不再被這些地主紳商所蒙蔽，那比什麼都重要。
不過我給你提兩個建議，第一公審的聲勢可以造的大一些，但是時間不要拖的太長，當前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重心還是應該放在對外戰爭上，而不是放在徹底解決內部矛盾上。
第二就是要給人以悔過的機會，寧可寬大也不可錯殺。把所有的地主紳商都推到我們的對立面去，現階段只會增強敵人的力量。特別是那些具有外國留學經歷和學習理工科的人員，可以以批評教育為主，而不必參加公審…」
聽到吳川贊同了自己的意見，梁廷棟臉上的表情也明顯放鬆了下來。這還是他第一次從地方上的形勢考慮，向吳川請求修改中央革命委員會的決定，在吳川沒有作出明確答覆之前，他心裡還是有些喘喘不安的。
現在親耳聽到了吳川肯定的答覆之後，他心上壓著的石頭也就放下來了。長春革命委員會占據了商埠地的道台衙門後就把衙門裡的人員全部更換了，但唯有幾位廚子給留了下來。這些被前道台孟憲彝聘請來的廚子，雖然不及濱江道衙門的廚子那麼出色，不過幾道淮揚菜還是做的相當不錯的。
這種有別於北方菜餚的精緻，倒是讓吳川多稱讚了幾句。只不過他還沒享用完自己的午餐，這邊調停會議的邀請信已經送了過來。送信的駐長春俄國領事館武官面對吳川的詢問，很快就向他坦白了各國領事邀請他過去的原因，是日本方向領事團發出了照會，抗議革命委員會無禮侵犯滿鐵附屬地，並強行徵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及日本僑民的財物等一系列違法條約的行為。
打發走了這位送信的俄國武官之後，吳川一邊把玩著領事團送來的邀請信函，一邊若有所思的對餐桌邊的梁廷棟和王葆真說道：「看起來日本人這是用起了反攻為守的戰術，接下來恐怕我們就要陷入一場令人厭煩的條約解釋爭論當中去了。」
正如吳川所料，當他帶著王葆真等人來到俄國駐長春領事館，參加了第二次由五國領事主持的調停會議時。日本的外交官們搬出了高達一米的文件堆，這是日本跟俄國和清政府就滿洲事務各次討論的文字記錄。
當這些日本人放棄了以勢凌人的恐嚇外交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