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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棟一邊在心裡咀嚼著吳川的話語，一邊有些汗顏的說道：「主席說的是，看來還是我學習的不夠。主要是最近事情比較多，黨內發下的資料倒是有一段時間沒有認真學習了。」
吳川注視他溫和的說道：「我也知道你現在確實事務繁忙，不過政治上的學習還是不能丟下的。黨號召同志們要不斷學習，並不是一種形式主義，這也是向黨員明了黨前進方向的政治宣傳。
我們和同盟會不同，共和黨從建立起的那一刻開始，就預備著領導人民建立一個不受內外壓迫的新社會的。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所有的共和黨員必須要同黨的步調一致，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堅強團結的整體。
當然，黨現在還不夠成熟，還沒有找到一個成熟的理論支持我們要走的道路，所以我們不得不先學習馬、恩思想和列寧同志的主義。但是這些理論畢竟是在歐洲的社會環境下研究出來的，他們所想要解決的是歐洲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想要解決中國之問題，我們終究不能生搬硬套馬、恩思想和列寧主義，要在對這些革命理論的深入學習之後提出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這樣的偉大工作不是一兩個人，或者說黨中央的幾位委員坐在一起討論一下就能完成的。
我們需要全體黨員都投入到深入的政治理論學習中去，然後在實踐活動中總結出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黨才算是一個真正成熟的革命政黨。」
吳川的推心置腹讓梁廷棟深受感動，而對於共和黨未來要走獨立的革命道路也讓他大為振奮。和那些工人出身的黨員不同，對於原同盟會出身的共和黨員來說，他們天生就對俄國人保持著懷疑，哪怕對方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只是當前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而共和黨、革命委員會的壯大離不開布爾什維克們的幫助，才讓這些共和黨員保持了沉默。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逐漸穩定，特別是取得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初勝後，有些黨員就開始質疑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否必要了。
畢竟此時的中國革命黨人多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對於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人階級大聯合理論多少有些無感，因為大多數中國革命黨人都是有著一定財產的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出身，或是官宦子弟。
他們投身於革命，並不是感受到了工農階層的痛苦，而是在列強打開國門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變化，覺得本國和本民族有淪亡的威脅，在這種恐懼下發起的自救。
在他們沒有見到吳川之前，他們只知道打倒清政府就是革命，因為這個政府不僅不能保衛這個國家，還成為了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但是在打倒了清政府的統治之後要做什麼，大多數人是看不清方向的，或是盲目的相信只要建立起和列強一樣的憲政制度，列強就沒有藉口繼續欺壓中國了。
而吳川的出現，給這些革命黨人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和規劃了一條可行的革命道路。這也就是為什麼，原來的同盟會成員現在都紛紛加入了共和黨。因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許多革命黨人很快就發現，同盟會雖然名氣甚大，但幾乎沒有什麼革命規劃，內部紛爭也極為激烈。
東三省的同盟會會員之間雖然有爭論，但好歹大家還承認是一家人。而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和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已經形同陌路，至於南方的同盟會各省組織，在取得了省內的政權之後，革命同志之間就開始了爭權奪利。
對於同盟會的幻想破滅之後，許多革命黨人乾脆就退出了同盟會組織。但是對於東北的同盟會員來說則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那就是乾脆加入更有前途的共和黨。這些同盟會員的加入雖然極大的增強了共和黨的領導能力，但也隨之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黨內關於民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爭論。
如果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黨內恐怕就要因為這兩種主義的爭論而分裂了。吳川此次南下除了視察前線部隊之外，也是想要把一部分機構挪到長春來。哈爾濱畢竟是俄國在中國境內最大的一個據點，這座城市中的俄國人口幾乎超過了全市人口的40%，這還是在吳川擴大市區把周邊的中國居民納入之後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