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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5日，北蘇州路上的上海總商會一樓議事廳內，耿謹文正對著房間內三、四十名商人發表中國棉紡織業協會成立的演說。
「…自辛亥革命以來，隨著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被打倒，我國的工商業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活躍期。就以棉紡業來說，國內的棉花種植面積約比宣統三年擴大了三分之一，年棉花產出達到了700萬擔左右。
而國內的紗錠只數，也從清末的25萬隻上下增長到了120萬隻，上海就占了全國紗錠只數的五分之一。當然，和我們的鄰國日本相比，我們又差的遠了。
日本在1913年，國內紗錠數就突破了230萬支，幾乎是我國的一倍數量。每隻紗錠加工原棉288.9斤，而我國每隻紗錠還不到250斤。在千紗錠的用工數上，我們也是遠遠高出日本的。去年我們向日本進口的棉紗超過了150萬擔，而我們向日本出口的棉花也超過了200萬擔。
如果繼續保持這樣的局面，那麼我國在棉紡織業上就會完全受制於日本。而且當前我們只能加工利潤微薄的粗紗，日本則經營著利潤更高的細紗。兩相比較之下，雙方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當然，我國棉紡業上的對手還不止日本，歐美列強的棉紗棉布同樣對我國的棉紡織業造成了極大的打壓。不過今次歐洲大戰的爆發，使得英國、德國、法國的棉紡業幾乎主動中止了對外輸出，而美國的棉紡織業則極力為歐洲市場生產，因此可以說本次大戰為我國棉紡織業開出了一個難得的窗口期。
所以，我代表革命委員會將各位召集來此地，就是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棉紡織業協會，建立起共同的原料採購、機器設備採購、產品外售和資本互助渠道。我們只有團結在一起，才能確保中國的棉紡織業能夠在大戰期間獲得最快的成長速度和更大的競爭力…」
議事廳內不僅有著上海總商會的成員，也有張謇這樣的政商名流。滿清被推翻，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就採取了政治和商業上寬鬆的政策。如張謇就出任過工商、農林兩部的部長，只是張謇對於做官不感興趣，或者說民初的政治實在是太混亂，他並不想蹚這攤渾水，因此很快就辭職不幹了。
不過張謇在任工商部長的時候，還是明確提出過棉鐵主義，也就是類似於實業救國論的主張。先建立一個中央銀行，然後以金融業為龍頭，籌集國內外資金作為發展工業的資本。優先發展棉紡織業和鋼鐵工業，然後帶動糧食產業、水利、電力、鐵路、汽車、機械等產業，從而形成一個以點帶面、協調有序的大工業格局。力圖以15年初見成效，30年大見成效。
只是這種民族資產階級的美麗構想，在無法對抗帝國主義和控制住國內各地軍閥的前提下，顯然是不能成為現實的。如張謇自己如果不是有著偌大的名聲和一個軍閥弟弟，他自己在南通的產業都未必能夠保住，就不用談什麼全國性的資本主義發展了。
雖然張謇對於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並不感冒，他對於孫中山的評語就是「不知崖畔」。至於吳川，一開始他甚至都不屑一顧，只是把希望放在了有可能穩定國內局勢的袁世凱和北洋集團身上。
但是在宋教仁死後，革命委員會又取得了對日作戰的勝利和收回了山東的兩塊租借地，那麼他就不得不過來坐一坐了。革命委員會也許不會對他本人如何，但是以傳聞中革命委員會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對於那些不配合的士紳大戶的清算，對方可從來沒有手軟過。
張謇並不怕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黨，這些革命黨人雖然看起來窮凶極惡，到處對政敵搞暗殺，但是他們敢對付的也不過是那些沒有什麼根基的對手。像他這樣的地方紳商領袖，革命黨並不敢拿出這樣的無賴手段，否則他們在地方上就寸步難行。
但是對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革命黨，張謇就沒辦法托大了。哪怕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想干而幹不了的工業發展計劃，在革命委員會手中正逐步成為現實。而和革命委員會這樣的政權對抗，只會讓對方把自己整個家族從地方上抹去，因為對方並不需要他們提供資金和各種資源，人家自己就能從地方上獲得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