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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自從18世紀被滿清特許成為和關東及南方各港口的貿易中心後，雖然並沒能改變漕運的大格局，但是從關東向天津港輸送的糧食卻是不斷在上升的。19世紀初，每年就有近百萬石糧食從奉天海運到天津港，從而補充了京直一帶城市人口擴大所帶來的糧食匱乏問題。
等到了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將天津強行開埠，天津地區的人口就開始快速的增長了起來，而北方運河的淤塞，也使得天津港迅速成為了北方最大的糧食貿易港口。
和糧食貿易的快速上漲相比，天津同內陸腹地的聯繫則增長的更快，在天津沒有開埠之前，天津港並不是北方物產輸出的首要選擇。但是隨著天津被開埠之後，天津港同內外蒙古、關外地區和西北地區的經濟聯繫就開始加深了。
從內外蒙古和西北地區過來的羊毛、皮革和藥材，華北的原棉及其他商品，開始源源不斷的通過天津港向海外輸出。於此同時，天津地區的手工業及小工廠也漸漸興旺了起來。
於是到了20世紀初，天津的城市規模差不多已經和北京相去不遠了，以官吏、學者為核心的北京城同以商人和手工業者為中心的天津城相比，更是缺乏了幾分活力。此次水災爆發之後，成百上千的難民立刻跑來了天津，因為他們覺得天津這地方更容易活人。
但是對於夏陽來說，這些難民聚集到天津來確實是個壓力。因為OTg2NTc=現在的天津城幾乎陷入了癱瘓，中上游暴雨成災，對於下游的天津城來說，危險的不是下暴雨的日子，而是在各條海河支流把上游的大水送入海河幹流所引發的洪峰。
天津號稱九河下稍，但是海河的入海口卻並不大，即便是普通的水患都能看到大水漫城的景象，更何況是今年這種號稱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
日租界一帶靠河的街道水深接近一米，街道兩側平房幾乎不能住人，即便那些樓房內的居民出行，也需要靠著小舟往來。至於海河左岸的俄租界，因為沒有修築堤岸，河水更是出現了漫灌現象，已經有民居被大水給衝垮。
而現在還不是最危險的時候，根據他收到的消息，永定河保定段因為嚴重淤塞，上游的水位不斷升高，假如保定地區的政府和軍隊不及時加以處置的話，永定河一旦決堤，保定和南運河之間就會成為一片湖泊，那麼到時天津以南、以西的平原將會變成一片澤國，受災的人數將會成倍的增長。
在夏陽憂心忡忡的同時，天津的商會名流們倒是情緒穩定的多了。如卞月庭、李寶詵、葉蘭舫、張伯苓、嚴范孫、黃郛等人，在出現暴雨成災的跡象時也是對天津城可能受災的情況擔憂不已，因此很快就自發的組織起了地方上的賑災會和救濟會。
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革命委員會同過去遲緩且無力的官府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海河上游傳來了警訊後，天津市政府就開始了排查危房和保證糧食、燃料及潔淨水的供應，並組織起了警察和軍隊對河岸進行巡視，並採購了許多麻袋、鐵鍬等物資。
於是，等到了8月份大範圍降水結束後，天津市場上的物價幾乎並未有什麼大的變動，這和1912年天津城遇到水災時的情形完全是天壤之別。雖說這場大水對於天津的工商業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是因為天津市政府的積極抗災姿態，天津市民倒是沒有出現從前那樣的驚慌失措情緒，忙著往家裡屯糧屯煤，整個城市依然是井然有序的。
這樣一來，天津紳商們的賑災救災行動就成為了錦上添花之舉，而不是災民們的唯一指望了。這對於天津紳商們來說，自然是大大的鬆了口氣的。畢竟如果政府無力救災，而他們又無力幫助災民的話，不管是天津還是整個華北地區就都要亂了，而世道一亂，生意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因此，革命委員會在這次水災中的表現，得到了這些天津紳商們的極力讚揚。天津市政府的抗災和賑災行動，也就獲得了天津市民們最大程度的配合。
8月12日，胡秉柯抵達天津，在和夏陽交流溝通之後，8月15日夏陽、胡秉柯召集了天津的紳商就海河全面整治一事，向眾人徵求了意見。
張伯苓是第一個出聲支持全面整治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