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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義之前，籌備革命的委員會中，以斯維爾德洛夫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們幾乎占據了大多數位置。不過在確定了起義時間之後，為了保住中國革命的純潔性，斯維爾德洛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主動讓出了自己的位置，好讓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們在起義之後能夠公開亮相於外界。
只不過吳川也知道，如果讓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徹底退出革命委員會這就是個災難，因為中國的革命黨人根本組織不了這樣嚴密的革命計劃，而他們的服從性和紀律性也堪憂。說到底，中國的革命黨人缺乏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論來武裝自己，而布爾什維克們則早就過了這個幼稚的階段，已經開始摸索如何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了。
所以在吳川的變通下，布爾什維克們雖然辭去了革命委員會下屬各部門委員會的主要領導職務，但依然以顧問的形式負責著各部門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作為吳川的助手，斯維爾德洛夫所處理的革命委員會事務其實要比吳川自己處理的事務多了十倍不止，但革命委員會卻一直保持著驚人的有效率的高速運轉。
哪怕對俄國人和布爾什維克們再怎麼提防的中國革命黨人，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當前的革命委員會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取代這位俄國人。假設真要把這名俄國人手上的工作搶過來，那麼他們起碼得要組建一個十多名傑出委員存在的機構來分擔斯維爾德洛夫現在處理的日常事務。
面對這樣一個精力和能力都讓人難以匹敵的傑出人物，即便是異常反感外國人插手中國革命的委員，也是能夠認真的聽取對方的意見的。
在吳川堅定的表現出對日的強硬態度之後，在座的委員們自然知道自己是無法說服這位越來越得到革命軍和基層革命黨人歡迎的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假設這場革命的30%功勞歸公於幫助中國革命的外國人，那麼剩下的70%中，吳川一個人可以占到八成，而其他人只能占到二成而已。
當然，這樣的功勞分配方式只是委員們的想法，在革命軍和基層革命黨人中，大家都是自動忽視了俄國和德國人的幫助，而直接把這些功勞算在吳川頭上的。在他們眼裡，革命委員會的決定就是吳川個人的決定，自然革命的成功就是吳川的成功。
這種受傳統思想影響，功罪都歸於一人的想法，正逐漸將吳川和其他革命黨人分開，令其成為了革命的唯一領袖。正如同在同盟會建立之後，雖然內部一直在分裂，但是國內的革命黨人還是把孫中山視為了革命的領袖過程一樣。
而和同盟會成立之前，各省革命黨人都已經在地方上頗有勢力不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完全是吳川不停投資的結果。各省革命黨人脫離同盟會並不會損害到他們在各省的威望，而這些委員們脫離了革命委員會的話，幾乎就只能號令一下自己的親朋好友和門生弟子了。
因此就和吳川竭力維持革命委員會的共識一樣，委員們也是不肯在內部搞什麼分裂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肯定分不到革命委員會的什麼家產。於是斯維爾德洛夫的建議，成為了眾人的救命稻草，這是唯一可以阻擋住吳川同日本翻臉的辦法，雖然這個建議並不怎麼符合哪些主張中日聯合對付白人種族的委員們的胃口。
至於負責前往長春和日本方面交涉的人選，雖然有委員提出應當選一個了解國際法條和有過日本留學經歷的人員，以方便雙方之間的溝通。不過在吳川的堅持下，最終還是從軍隊中挑選了一名軍官作為正式代表，然後再給他找一名談判副手。
吳川對自己的決定解釋道：「…既然是軍事上的衝突，那麼就應該由專業的軍事人員去分析問題，我相信日本那邊也是會有軍人參與談判的。我不希望在談判中，我方代表的氣勢為日本所壓倒。
我希望各位委員們注意，如果你們確實不想讓革命委員會同日本發生什麼衝突的話，那麼最好就別在日本人面前示弱。對於日本這個民族來說，示弱並不代表友好，而是軟弱可欺。假使長崎事件爆發時，北洋艦隊直接炮擊了長崎，也就不會遭受什麼甲午之恥了。
革命委員會現在的力量當然不能同日本一國相比，但是假設我們不能表現出堅決的反擊意識，讓日本人以為襲擊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