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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內蒙古諸位王公來說，他們原本獨立意志就不如外蒙古堅定，一方面在於內蒙古距離內地最近，和內地交流的最為頻繁，西部蒙古的漢人移民已經差不多和蒙古族五五開了，自然就不會有這麼堅定的獨立念頭；另一方面則是，內蒙古獨立意識最強的東部地區現在完全融入了東北革命委員會，過去引誘內蒙古民族獨立的外蒙古和日本等外因，現在都消失了。
日本的勢力被逐出南滿後，內蒙古各部就失去了同日本聯繫的通道，而從錦州到赤峰到巴音圖門的鐵路開通之後，東北革命委員會的軍政和商業力量也順著鐵路抵達了內蒙東部，對原本部落制的內蒙古盟旗制進行了革命化的改造，從而把牧民和王公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給切斷了。
沒有了世代控制的牧民和部落草場，這些內蒙王公最多也就是一個大一點的牧場主，不再是能夠代表部族出頭的政治代表，他們身上的政治屬性已經被剝給了牧民合作社，這一被共和黨組織起來的牧民生產單位和行政單元。
只不過內蒙古的自然條件要比外蒙古好的多，加上滿清對於內蒙古各王公視為內藩，一直以來對他們在政治經濟上也頗為優待，因此內蒙古各王公對於本部族牧民的壓迫要比外蒙古溫和的多。因此雖然牧民合作社建立了起來，但是這些蒙古王公在本部族內還有較大的影響力，於是東北革命委員會對於內蒙古的王公也較為寬容。
這一點從革命委員會在東蒙古的駐軍和外蒙古的駐軍數量上就能對比出來，後者的數量不僅是前者的數倍，還駐紮了一個完整的野戰師，而前者則只有一個不滿編制的治安師而已。
可以說，從革命委員會把日本逐出南滿，又從俄國手中奪回了大OTg2NTc=半個外蒙古地區的控制權後，東蒙古地區的蒙古王公就已經開始轉變心思了，等到了革命委員會收回了唐努烏梁海地區，並正式將俄國勢力從外蒙古北部逐出，就連西蒙古的王公們都改變了心思。
卓索圖盟盟長、清末蒙古王公聯合會會長、民國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在袁世凱病重之後就意圖改換門庭了。雖然以部族屬地來說，貢桑諾爾布的部族在赤峰附近，算是東蒙古的一員，但是他久居北京，實際上已經成為西蒙古王公的代表人物。
作為蒙古「新派」王爺的代表，貢桑諾爾布在政治上倒是不保守，1903年赴日考察之後就開始推動蒙古的教育和工業發展，1913年更是在北京設立了蒙藏學校，以向蒙古西藏青年灌輸現代科學，這無疑讓他在保守的蒙古王公中失去了不少分。
只不過局限於國內外政局，貢桑諾爾布把蒙古的開放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這客觀的為日本人擴大了對於內蒙古地區的影響力。貢桑諾爾布為蒙古族開辦的幾所學校，都是聘請的日本教習，這其中不乏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因此在1916年以前，貢桑諾爾布和西蒙古的王公都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對奪人產業的革命委員會的。至於反對一切漢人進入內蒙古，主張蒙古獨立的王公則越來越少。1917年革命委員會通過防疫行動進入歸綏、河套地區後，西蒙古就連堅決抵製革命委員會的聲音都少了許多。
這一次西蒙古諸王公前來長春參加運動會，當然不僅僅是為了一場體育賽事。站在吳川身邊的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和吳川閒聊了幾句之後，終於還是忍不住向對方請教道：「吳主席，我們蒙古各盟旗現在已經一致認同了在中華民國國體下的國家統一，但是現在蒙古各部卻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的，這恐怕也不利於民族團結吧？」
吳川回頭看了貢王一眼，他很清楚現在的內蒙古變成了什麼樣子，革命委員會把東蒙古切下來之後北洋政府也沒有閒著，從內蒙古身上劃出了熱河、歸綏、察哈爾三個特別區。和東北革命委員會依賴資本和政治不斷改造東蒙古的部族社會不同，北洋政府採用的是傳統的移民實邊之策。
雖說北洋政府確實要比內蒙古的王公們實力強大的多，但是在墾荒這件事上北洋卻真的拿不出多少資金來，再加上北洋上下還想從中賺上一筆，因此在對內蒙移民墾荒的過程中就出現了急功近利的情況。除了河套地區外，其他蒙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