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11月5日，阿穆爾河中游一帶的河面已經完全上凍了，原本喧囂的大河頓時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從前，雖有許多旅行家描述過奇異的中國，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言及過俄羅斯帝國和這一鄰邦之間的關係，甚至片言隻語也沒有。現在，遼闊的中國南部已被博格德人占據，基泰齊（俄羅斯此時對南方漢人的稱呼，來源於蒙古語基塔特，亦有人認為來源於契丹一詞）已被征服，東岸人更是沿著阿穆爾河向內陸腹地侵襲……」費奧多爾·巴依科夫就著一根昏黃的蠟燭奮筆疾書，他時而凝神細思，時而下筆書寫，在忙活了小半夜後，他才長吁口氣地寫上了最後一段文字：「我有幸被陛下任命為與東岸人議界之全權特使，深感欣悅，必將恪盡職守，努力與東岸人儘快劃定疆界、平息紛爭。最仁慈的君主，謹將這封信件恭呈陛下御覽，伏乞聖鑒。天主和陛下最忠順的奴僕，費奧多爾·伊薩科維奇·巴依科夫，1659年11月5日深夜，於阿爾巴津要塞。」
值得一提的是，巴依科夫在這封信裡面稱呼滿人為博格德人（意為聖潔的人），這是應了清國寧古塔章節沙爾虎達的強烈要求所致，而俄國人之所以願意這麼做，其中的道道自然很耐人尋味了，或許意味著兩者有著某種默契與聯繫也說不定呢。畢竟，在阿穆爾河流域，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滿人，似乎都是相對弱勢的一方呢，再不抱團互助，等著被東岸人各個擊破嗎？因此，你便看到了俄國人公然設立阿歷克謝堡但滿清朝廷卻一無反應的事情，這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不過，遠東的俄羅斯人有個最大的軟肋，就是其原則上仍然得接受莫斯科的訓示，而考慮到莫斯科與東岸人的良好關係以及沙皇可能要求他們退讓的猜測，這幫人可操作的空間就大大縮小了。說到底，他們是不能徹底與東岸人撕破臉的，因為這影響了莫斯科的大局、影響了沙皇陛下的大局，這是誰也無法承擔的罪名——特別是在波蘭戰爭尚未徹底平息的此刻——因此註定了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著鋼絲，別提多累和多憋屈了。
巴依科夫嘆了口氣，又拿起了手邊兩封清國博格德汗寫來的信件，臉上浮起了惋惜的表情。清國皇帝的信件言辭溫婉、平等，完全將沙皇與博格德汗相提並論（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對通商等條件一概允諾，當初派遣使者去北京時更是派人送出好遠。結果現在礙於莫斯科的訓示，他們無法與博格德汗的人聯手，要知道，博格德汗開出的條件可是非常誘人的，可惜，可惜了啊！
巴依科夫翻開了第一封信，是順治的國書，只見上面寫著——
「中國順治皇帝。有二人自羅斯來，朕已深悉，今語彼等羅斯人：爾等既為通商而來，則通商可也，歸去後仍可再來。在此世上，爾為大國君主，朕亦為大國皇帝也。願兩國之間道路暢通無阻，爾等可常相往來。爾若進貢珍品，朕亦以優質綢緞賞賜爾等，而今爾等即將歸去，如再來，或大君主派人前來，應攜帶大君主之國書，朕亦將以國書作答。爾等如攜有國書前來，朕即命以上賓相待。因路途遙遠，且語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訪問貴大君主，現謹向貴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爾大君主處，朕將遣使前往，基於吾人之禮教，朕不能親自出訪他國，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國……」
接著是第二封國書，第一句稱謂上畫了個大叉，許是哪個半吊子翻譯不知中國內情，將清國皇帝翻譯成了「中國萬曆汗之子朱皇帝」，不過別的內容倒也馬馬虎虎——
「去歲大君主之商民尼果賴（尼古拉）、雅郭布（雅科夫）曾來出使，得睹天顏；今夕則無大君主之臣民前來朕處，彼等一旦前來，朕必欣悅，並予恩賜。去歲爾獻鹿角一雙，朕回贈綢緞七百幅，爾進貢珍品，朕必加倍賜予。朕今命寧古塔送玉杯三十二盞，賜予大君主。爾大君主之使臣一旦來朕處，朕必命人自本國禮送彼等一日之程至大河（松花江）。爾等見信勿疑，可遣使速來，黃衣賊乃大君主與朕之共同敵人，或可共擊之……」
看得出來，順治皇帝對俄羅斯人的態度是「出乎意料」地好，這從尼古拉、雅科夫兩位哥薩克回來的敘述就能看得出來——當初巴依科夫要求二人在進入博格德汗的皇宮時，不可向汗的宮殿或任何一道門坎行禮，可推辭說他們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