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要素基礎決定經濟發展的規律。」林默天聽了若有所思，「不過她選擇這個地方，總有原因吧。」
「原因我知道。實話說，這也和我們現在局面有關。」張梟說, 「一個是農業口和輕工部門還有建立棉紡織工業的計劃，所以她去那裡，其實還代表了這兩個部門的意見。畢竟香山沙地多，種其他東西不行，種棉花還是湊合的。」
「這是一羊也放，兩羊也趕的思路啊。」林默天笑道。
「呵呵，俺們元老院一貫就是這個調調。老想一巴掌拍死五個蒼蠅。」張梟苦笑道。
「就是容易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是肯定的。你看咱們現在這個狀況，說是全取兩廣，創造了奇蹟。其實也可以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現在的局面是進退不能。」張梟嘆道，「當初我是非常反對這麼早就開始兩廣攻略的－－至少再苟個四五年，把各方面的基礎都打好一些。也不至於現在到處顧此失彼了。」
「苟下去當然有好處，可也有壞處。至於什麼壞處，有些話也不便多說。」林默天頗為含蓄的笑道。
「你不說我也大概知道。」張梟也笑了，「畢竟人不是機器，都是有私心雜念的。分配也是個大問題，所以嘛，當權派急著要把蛋糕做大。」
「你明白就好。」林默天其實對兩廣攻略的發動時機也是有看法的－－過早的發動大陸戰役實際上把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勉強還算湊合的衛生醫療給大幅度的稀釋了。更不用說大陸攻略之後突如其來的防治傳染病、地方病帶來的巨大壓力。
「閒話少說，我來告訴你為什麼香山這個地方很不合適。」張梟說，「珠江三角洲目前仍在淤積形成當中，現在的海岸線與四百年後差異很大，海岸線大致在中山北部地區，也就是明代的香山。中山北部的西海十八沙宋代後已全部形成坦田，而東海十六沙目前也已基本浮露成田。但是，雖然北部的小欖、古鎮、南頭、橫欄、黃圃、港口、三角、民眾等範圍內有大片沙坦生產，居民點卻十分稀少，只有靠近邊緣、地勢較高的小欖、古鎮、海州、大小黃圃等地, 在宋代建村後得到較大發展。眾所周知，桑基魚塘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桑園要接近蠶房，離居民點不能太遠，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另外，東海十六沙這片正處於不斷浮生的沙田地區，無山崗可以屏障，受咸潮威脅很大。最重要的是，這帶沙田為外籍地主所有，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各縣豪強都到香山占耕，隨田寄籍於上述各縣。儘管當地農民可能早有築堤墾殖，但地主豪強勾結官府，以低價買下一大片浮生中的沙坦，往往把農民已墾耕的土地指為無主荒地，占為己有。」
說到這裡，張梟又把話給轉了回來：「但話又說回來，我能理解李么兒為什麼不選西樵。」
「為什麼？少賣關子了。」
「因為明人方豪說：『西樵者，非嶺南之西樵，天下之西樵也。西樵者, 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張梟一臉嚴肅地答道。
「水很深？坑很大？」
「水之深，坑之大，一鍋端不下。」
穿越的早些年，張梟因為興趣的關係協助張好古、黎卓賢等元老整理過明代史料，對珠三角地區的情況還算了解。
廣州人采樵羅浮山，謂之東樵，采樵錦石山，謂之西樵，所謂「南粵名山數二樵」。西樵地處西江、北江航道流經地域，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域內河網交錯，河涌十多條，總長度一百多公里，將域內各村連成一片，並可外達佛山、廣州等地。西樵山出產石材、茶葉，通過水路和圩市，行銷遠近。明清時期，全境共有圩市七十八個，即使是與元老院治下的臨高特別市轄區相比，也毫不遜色，可見地理條件對商業繁華的影響非同一般。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西樵山在正德、嘉靖年間，山上書院、精舍林立，其中最為著名稱為四大書院，分別是湛若水創建的大科書院和雲谷書院、方獻夫創建的石泉書院、霍韜創建的四峰書院。四書院因方、湛、霍的倡學而大盛，這段時期廣東名士輩出，四書院成為此後數十年間廣東士大夫一個重要的講游之所。清代劉子秀評價到：「當湛子講席，五方問業雲集，山中大科之名，幾與嶽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稱道學之山。」方獻夫的《西樵遺稿》中記載了他與湛若水、霍韜二人在西樵切磋的情形：「三院鼎峙，予三人常往來，講學期間，藏修十餘年。」王陽明致信湛若水時稱：「叔賢（方獻夫）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霍韜）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卻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可見王陽明對三人的論學期待之高，希望他們珍惜機會，時時相聚，為後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話。
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理學大家、仕途顯赫。湛若水歷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創立了理學的「甘泉學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並稱為「王湛之學」。而霍韜與方獻夫、梁儲，同稱為明代南海縣的「三閣老」。
有明一代，廣東官私書院總共超過二百九十所，遠超唐宋元三代之和，南海縣就有十八所。雖然受明代政治鬥爭的牽連，全國各地的私辦書院在嘉靖、萬曆兩朝都受到禁毀，廣東書院在天啟、崇禎兩朝書院數量已經回落，講學之風式微，但書院存在的意義便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培養預備隊，同時還承擔著民眾和整個社會起到潛移默化、化民導俗、推行封建倫理的作用。書院的學規、規條、章程甚至連書院的楹聯、碑刻、匾額都透射出某種價值意義和教化作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生徒和民眾，對他們的人格、品德以及性情產生重大的影響。嘉靖初年，廣東提學使魏校把廣州府觀音閣、悟性寺、迎真觀、天竺寺和仁皇寺改為濂溪、伊川、明道、崇正、晦庵五所書院，並祀奉周敦頤、程頤、程顥和朱熹，書院的祭祀活動向社會開放，除了書院內部人士外，官員士紳、學者、普通民眾也有機會參加，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員參加書院的祭祀活動，其實就是接受倫理道德的教育和儒學的洗禮，書院祭祀的影響遠遠超過追悼先賢、傳承學術的範疇，可以說起到了與西方教堂類似的作用。
已在明中葉一百多年時間裡深受儒家文化薰陶並創造出自己思想文化傳統的廣東人，再也不自視為南蠻之人。他們可以與最為頂尖的理學家談道論學，也可以與文壇巨子酬唱往還。伴隨著講學之風式微的，是文學之風興起，廣東詩社鼎盛。嘉靖至明末，廣州府城的詩社大大小小十多個，其創始人，或多或少都與西樵山有聯繫，西樵也成為後來廣東文人士大夫的避亂棲身之所。
另外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從明代中葉開始，廣東地方出現了鄉村軍事化的趨勢。黃蕭養起義爆發之後，明廷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