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徽感覺這五方上帝的『真經』，其實也在貫徹著斐潛的一個觀念，就是只要真正的經學，而不是那些後人假借前人之名杜撰的東西。
前人做前人的經，後人寫後人的書，說起來本來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後人非要牽扯到了前人，並且以前人的經文作為後來者的標準，或是背書，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新作沒問題，其實就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
華夏前進的思想，應該年年都如新開的花一般的燦爛，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如古花一樣的蒼老。
古文經的誕生，和今文經隔了一代人。
而且司馬徽如今發現，古文經其實有三批，或者說是三個版本。
甚至可能還有更多的版本……
也就是從孝文皇帝，到了孝景皇帝。
司馬徽之前為什麼覺得古文經是真的，主要是因為古文經一個是在孔氏府內被發現的，另外一個是劉余這個人據說是從小有口吃，好聲色，養狗馬，沒有爭帝位的能力，也就不存在利用古文經來爭功了……
魯恭王所得，或許應該是真的，但是那些書籍，並沒有什麼後續的動靜，便是無所蹤了。
司馬徽一度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惜，但是現在想起來，在可惜之外，就多了幾分的可疑。
畢竟以常理推之，既是魯恭王壞孔宅所得書，似乎此本就不應有孔安國家人再獻之事。孔安國所謂家藏本和魯恭王的孔壁本，很可能並不是同一個。
孔安國的古文經，應該是第二版。
孔安國的版本，是『古以今之』，也就是用今文的方式去解讀了古文。所以雖然名義上稱之為古文，但是實際上有可能並非真的完全是古文。
那麼第一版應該在誰手中呢？
司馬徽覺得應該是在劉歆手裡，劉歆是淮南王劉向的兒子。而劉向的父親是劉德，劉德又是劉余的兄長，所以如果說魯恭王劉余獲得了藏書，然後作為一個喜好走狗飛鷹，聲色美女的傢伙來說，將書籍送出去給自家兄弟之中喜歡這些經書的人，似乎才是一個合乎常理的推斷。
劉歆對當時的博士只傳授今文經，不傳授古文經非常不滿。於是上書漢哀帝，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燹書之後新編的經書，和古文《尚書》相比根本就殘缺不全。請求立古文經《毛詩》、《左傳》、《禮》等古文經於學官之中。
只可惜啊……
劉歆的古文經沒趕上好時候，經過他整理的經文可能是真的，但是沒過幾年，王莽掌握了實權，王莽為了便於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托古改制』，於是剛剛站穩腳跟的『古文經學』正準備大幹一場，把自己的學說發揚光大，卻因為王莽的倒台，劉秀的崛起，而突遭變故，盡數團滅。
此外，司馬徽在東觀藏書之中發現，其實在漢成帝的時候，還有一個姓張的，搞出來一百零二篇的《尚書》獻給皇帝。皇帝命人從庫房裡找出當年孔安國的獻書進行比對，發現同樣的篇名卻有完全不同的內容。所以至少在漢成帝的時候，古文經就已經是好多版本了，而且孔安國的版本，至少在漢成帝的時候依舊在皇室之中。
其實在歷史上不僅是漢代有人假古文今文的名頭搞事情，就算是到了後面的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大批的人假借古人的名頭，動不動就說是某某古人所作，實際上麼……
關於這個古文今文的真假，一直是華夏文人的一個情結。在北宋年間，朝廷還專門寫了一封國書發去朝鮮，讓朝鮮找一找有沒有古代，也就是宋代之前的古文經，有的就一定要送來。然後歐陽修老先生也寫了一首詩歌，其中表示『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如果能誰能找出來，定然是感激流涕。從這個方面來說，也從一定的角度上證明了整個東亞文化圈，都是從華夏起源發展出去的。
幾千年來，華夏的流量密碼就是『尊古』二字。對傳統封建王朝來說，有一個不言而喻的道理，時代愈古遠，所說的話就愈權威，愈接近真理。
這個標準一方面帶來了好處，『尊古』的精神刺激了華夏歷史的蓬勃發達，也使得華夏的對於歷史，歷朝歷代都很重視，使得後人還能讀到這些千年古書。
另外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