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這樣，當官軍剿撫並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並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可稱之為革命，但不同於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場在飢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麼「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還是彈劾？罷免？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
而在拋棄傳統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的尊敬？
在朱永興個人看來，在品評這些逝去的古人時，應該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起碼，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饑民之中。也不會老老實實呆在家裡餓死的。
再說崇禎，朱永興同情是有，但並不認為是一個明君，甚至對他頗多鄙薄。什麼「日理平台，勤於政事」，什麼「減膳撤樂，厲行節約」。仿佛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明君，只是讓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與明代的政治體制有關，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際上是「皇帝集權」。廢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實行「閣臣輔政，閣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實際上就是誰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點頭。連閣部大臣也不過只是「票擬」而已。具體到崇禎這個人更是「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聰明，他不「日理」誰「日理」？
至於「減膳撤樂，厲行節約」，也是毫無用處。換一個辦公室，穿著爛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辦合一」。吃飯時少幾道菜，這都不錯。但關鍵問題是得取消加征。賑災濟困，讓老百姓不要跟著李自成跑，這才是當務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飯吃了，你在宮中搞兩場文藝表演，多吃幾碗紅燒肉，有什麼關係？
但崇禎一遇兵敗城毀的事，只是一個勁兒地下「罪己詔」，但這有什麼用呢？對一個皇帝來說，要緊的不是感動臣民，換取老百姓的幾滴眼淚，要緊的是，朝廷得拿出錢糧，拿出政策，救濟災民，讓老百姓回家種地，至少得停止橫徵暴斂，因為在天下洶洶的大勢面前，加征無異於「驅羊飼虎」，但崇禎是直到上吊之前一個月還在嚴辭催逼錢糧。
與其說崇禎是有魄力，倒不如說是魄力用錯了地方。在國家暴力機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紳無所動，偏要為難那些受災的老百姓。要說富豪士紳能量大，可還能抗過刀把子？加稅征糧，不服就抄家，損有餘而補不足，應該不比動用大軍前去鎮壓民亂代價大吧？
其實，這種「逼上梁山」的惡果在當時不要說文人雅士、行政官員，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禎十四年，河南的許多州縣已為李自成所得，汲縣百姓王國寧冒死上書，指斥朝廷：「時時搜刮孑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於不毛之地，敲扑盡絕糧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禎至死不悟，以為只要把詔書寫得「語重心長」、「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驅使，不復有怨言。
而「崇禎五十相」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說的也是崇禎賞罰不明，刑罰太嚴，有恩不欲歸下，有過則儘量外推，用人多疑，舉措乖張的特點。「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後換過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這在歷史上都成了一個笑話。
當然，明亡不能歸罪於崇禎一人，但作為這個帝國的「大老闆」，出現官貪兵懈、廠衛林立、政體朽壞、天怒人怨的狀況，他難道沒有責任？為了平遼，屢次加征，要餓死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