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創時，將國家的首都確定為南京，後來遷都至北京。**而北京就在當時的勁敵蒙古附近，遷都被形容為「天子守國門」。而末代皇帝崇禎，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未曾丟棄皇都倉皇逃跑，又詮釋了「君王死社稷」這句話。
當然，成祖遷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加強對北方軍隊的控制，抵禦北方敵人的侵擾。因為明朝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前期是蒙古人，後期是滿洲人，為了防禦少數民族的南下侵擾，必然要在長城沿線部署重兵，如果把首都放在南京，那麼皇帝就要把北方的重兵交給他人統一指揮。無論這個人有多麼忠誠，作為封建皇帝始終是不會放心的。
天下精兵良將，盡在九邊。在沒有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時代，如果放手賦予戍邊重兵集團主將足夠的自主權，他們向安祿山看齊的風險很可能上升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束縛戍邊重兵集團主將的手腳，軍隊的作戰能力又將遭到嚴重削弱。
況且，北京的地緣位置屬交通要衝。占住北京，就挾制了西北到東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條關口(這是四條生命線)，北京城外有太行山、軍都山、燕山，地勢高峻，「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形勝甲天下，層山帶河，有金湯之固，誠萬古帝王之都」。
有利則有弊，定都北京第一是首都位於邊境，對於國防要求太大，使得邊境部隊沒有多少戰略縱深，迴旋餘地很小，於國防有弊；其次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是江南一帶。供應首都的物資開銷，之前完全是靠大運河運輸從南方供應。這無疑加大了人力物力的耗費，且有可能拖慢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不利。
既然是有利有弊，便要反覆權衡，而朱永興最後決定依舊把北京作為首都。最重要的一點其實還在「天子守國門」上。在來自北方的侵略威脅消失前，國都設在北京，是一種倔強的面對挑戰的態度，也能顯示中興後的大明王朝朝氣蓬勃、勇於直面挑戰、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而且，北京一連數百年都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人們自然有一種嚮往的向心力，會增加全國團結和統一的力量。
儘管有困難，但不是不能克服的。漕運可以轉為海運，官家承運可以轉成商家承辦。在目前的航海條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北方氣候和環境雖然惡劣，但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時期已經過去，自然條件正日漸轉好。
南京固然也是首都的選擇，但它充當國都的時代，幾乎全是分裂時代。而且很多建都於此的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間內，發生變化。包括令後人惋惜的悲劇。朱永興雖然不是很迷信，可也擔心在這金粉享樂之地的時間太長。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
再從向外擴張墾殖考慮，向南向北是兩個方向，南弱北強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並增強北方的軍事力量，並將熱力輻射到遙遠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定都北京也是相當必要的。
而從決定北伐成功後遷都開始。一系列的舉措便開始落實實施。而在這項重大的政治舉措影響下，政府亦隨之推出了相應的經濟活動。比如拍賣北方新光復地區的逆產、敵產，目前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商鋪。更新的信息不斷由北方官員傳至戶部，經過整理後印刷成冊，或是張貼於外。廣而告之。
無疑，定都北京將是這種拍賣活動的催化劑，而北京及周邊城鎮的商鋪則是最受關注的。天子腳下，經濟發展和繁榮是可以預期的。
「天津，嗯，既是港口，又是商貿集散之地，比之京城亦不遑多讓。」張川天拿著一份剛剛抄錄回來的名錄在仔細分析。
因為剛剛光復，名錄很粗疏，多是一些早已有漢奸定論的附清、助清皇商的家族產業，其餘的還要進一步整理甄選。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施華有些鄙視地一笑，說道：「可錯看了形勢，也是家敗人亡的下場啊！想當年，他們何等風光，皇商啊，戴著官帽的商人呢！」
「不是看錯了形勢，而是違背了商道。」張川天輕輕搖頭，用筆將幾個中意的商鋪圈起來作為備選，語重心長地說道：「聖上說過：商業無國界，商人有國籍。既是大明子民，卻資敵助虜，與漢奸何異？今若不以重罪治之，此等敗類還會出現
第九十九章 定都之慮，拍賣逆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