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的紋飾也是一樣，它再複雜，也有統一性。
正是這種統一性，使花樣繁多的紋飾，呈現出統一的視覺效果，這就是青銅器紋飾的規則，也是大多數人不太容易區別它們的原因。
所以，面對這件蓮鶴方壺，我們也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把它複雜的、幽秘的紋飾暫且放在一邊，去關註上面更直觀、更獨特的「部件」。
那是一些動物的雕塑，從紋樣系統中脫離出來，活靈活現：
底座是兩隻卷尾虎，側首吐舌，身體展開著，托起方壺的全部重量;
方壺腹上攀著的四條飛龍;
壺頸兩側的耳，是附壁回首的龍形怪獸;
最絕妙的部分出現在壺冠上，在那裡，雙層蓮瓣形次第開放，形成兩個同心圓;
在圓心上，在蓮瓣簇擁中，立著一隻仙鶴，體態輕盈，似乎要抗拒地球引力，把方壺引向天空。
一隻小小的仙鶴，似乎要把壺體的重量化為虛無。
一個妖嬈多姿的動物世界，就這樣瀰漫在堅硬冰冷的青銅器上。
它不再像商代和西周的動物紋飾那樣，用半抽象的裝飾性線條來聯通他們冥想中的宇宙，也擺脫了《山海經》裡的種種神秘與怪異，動物身上的神性消失了，恢復它們原有的溫順、親切、可愛。
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春秋後期的獸形，通高只有22.3厘米，寬42.7厘米，像一隻華美的小寵物，俏皮而嬌憨。
到了戰國，這個動物王國變得更加放肆和發達，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魚形壺，魚口向天，仿佛正在張口喘氣，各種虎符、虎節，青銅的器身幾乎要困不住老虎奔跑的速度。
最絕妙的，是那件戰國前期的龜魚紋方盤，在盤子的內底，有龜魚戲水的圖案，可以想像，當盤中貯滿清水，那龜、那魚，就會動起來，在晶光閃爍的水紋里愉快地遊蕩，托起盤子的四隻足，是四隻活潑的小老虎，背對背，把盤面拉緊。
它們的力量，似乎都緊繃在它們青銅的身體裡。
假如我們能把鏡頭拉開，我們會看到那時的山川茁壯，大地肥沃，雨水溫柔，林木恣肆。
至於那時候的人，儘管都隱在青銅器的背後，拒絕露臉，但從這些青銅器所描述的動物世界裡，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裡的豪氣勃發、陽氣充足。
青銅器最肆意活躍的年代，剛好是今天的歷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軸心時代」。
在那個時代里，有孔老莊墨、孟韓荀屈，這一大堆「子」，不僅在思想上領跑全球，而且兩千多年無人超越。
那個時代也有人忙著種地，忙著喝酒，忙著談戀愛一首名叫《關雎》的求愛歌，被放在了《詩經》的首篇，成為以後幾千年所有中國人的知識源頭……
這隻蓮鶴方壺，寄託著那個生命訴求、時代美學和工藝理想，把一件實用的酒器，打造得迷離耀眼。
像一場緩緩降臨的夢，繁複、詭異、輕靈。
1930年的一個夜晚，郭沫若先生在燈下書寫《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用他秀麗的行書，在紙頁上寫下一串這樣的文字：
「此壺全身的濃重奇詭之傳統花紋，予人以無名之壓迫，幾可窒息。乃於壺蓋之周駢列蓮瓣二層，以植物為圖案，器在秦漢以前者，已為余所僅見之一例。而於蓮瓣之中央復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鶴，翔其雙翅，單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鳴之狀，余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象徵也。」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
自西周到東周列國(春秋戰國)，是一個由王權統一到群雄逐鹿的時代。
中央的約束力的減弱，使原本附著在青銅禮器之上的國家權力在下放，各國諸侯已經紛紛鑄造青銅器，不僅齊、楚、秦、晉這些大諸侯國在鑄造，像陳、蔡這樣一些小的諸侯國也要過這把癮，爭先恐後地鑄造青銅器。
說白了就是沒人管了，愛咋咋地。
豬肉燉粉條，大家可勁兒造。
權力的鬆弛，為青銅鑄造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自由：造型藝術上，青銅器擺脫了西周統一的端莊風格，形成了多元的地方色彩，由簡樸厚重轉向優美和實用;
第四六零四章 青銅器上的動物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