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張又有不同，像浙中學派中王畿和錢德洪對王陽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無的大分歧。
二人在陽明生前就為此爭論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張又傾向於禪化，自然又會受到像鄒守益等恪守王學的批評。
其二是違反師說。除了鄒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較恪守陽明宗旨外，其他學派對王陽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幾乎都進行了自己的詮解，所以才有了「虛無派」、「日用派」、「主靜派」、「主事派」的區別。
這其中，改造特別過分的當屬影響最大的「虛無派」和「日用派」。黃宗羲針對這兩派做過專門批判：「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
可以說，陽明學說能夠風行天下，「虛無派」和「日用派」的主張居功甚大，但是由於其改造過大，躋而為禪，也導致心學的本來面貌被掩蓋。
說起來，當初王陽明本人可是專門批評過一些佛、老學說之中過於虛妄的說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會為後世門徒亂解其本說感到憤怒？
其三是流於空疏。原歷史上的明末社會在危機四伏，經濟衰退，戰事頻起，大廈將傾之際，社會呼喚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馬殺敵、整治社會的實幹型人物，而王門後學大都流為虛浮的口上說教。
關於這點也很讓人感慨，因為王陽明在世時對此就早有預感，其言：「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語成讖。
王學的命運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後，王學也逐漸趨於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像」，也忘了乃師四平叛亂的壯舉。
對於王學的空疏之風，顧炎武對此做了激烈批評：「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將王陽明比作晉之王導、宋之王安石，認為明朝的滅亡，根子上就是王陽明所開啟的「新說」導致的。
當然，將國家的覆亡歸結為一百多年前的某個人，不免失之簡單武斷，但也從側面說明陽明心學的流弊波及深遠。
陽明心學本質上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正如牟鍾鑒所說：「陽明心學不是書齋哲學，不單純是邏輯推演的產物，也是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痛苦體驗後有深切解悟的產物。王學是生活和實踐的哲學，這對於準確把握王學的內在精神十分必要。」
現在諸位當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何其偉大的論斷和指路明燈了吧？
回到心學，從外因來說，心學也面臨幾大問題：
其一是官方的打壓。姚江心學作為新興的學說，由於對官方所宣揚的朱學形成了挑戰，對朝廷的穩定具有潛在威脅，自然會遭到打壓。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陽明學說為「叛經背道之書」，專門下詔「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來鞏固正統官學的地位。
陽明心學「致良知」所推行的「內聖」之學，把個體從禮教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使人們更為注重個體的體驗，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對勢力的打擊報復，被冠以「邪說」、「反叛」、「異學」、「異端」等稱呼。
雖然王學在隆慶元年被朝廷上層認可——本書前文曾說過，當時內閣之中從徐階往下，有一大批心學門徒，不說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強勢影響朝政的。不過，彼時心學門人之中也還是有不少遭到政敵報復打壓，導致一大批為官的王學後學被貶黜或下獄。
如浙中學派的錢德洪被彈劾入獄，自其出獄後到去世的三十年間，都再無一官一職；王畿則被斥為「偽學小人」，導致他主動辭歸隱逸達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貶後便罷官歸家；羅念庵因為直諫被貶為民等等。在這樣的打壓下，王學的影響力日益減弱。
[註：這裡的打壓主要是張居正為首的朝廷乾的，高
第290章 封禪(廿九)心學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