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因為秉政時間較短，反倒幹得少些。不過從朝廷角度來說，高拱也好，張居正也罷，這麼做倒也無可厚非。]
其二是理學家的非難。顧憲成批判王陽明的「無善無惡」是以善為惡，以惡為善，「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是對禮教法制的敗壞；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義，認為「心即理」只有聖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無復忌憚」。
顧憲成作為歐陽德的再傳人，以東林黨領袖的身份批判王陽明，可以說對心學打擊甚大。東林黨人的另一領袖高攀龍與顧憲成一唱一和地對王學進行批評，認為「無善無噁心之體」破壞名教，是「大亂之道也」，並批判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王學。
顧、高對王陽明的批判，成為明末清初學者對王學批判、清算、發難的始作俑者。其後有張楊園、陸稼書、張武承、黃宗羲、陸桴亭、顧炎武、張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繼任者對王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與反思。
至清初的顏元，更是提出驚人的「以學術殺天下」的論斷以非難王學，這對王學無異於是釜底抽薪，是「必殺之而後快」了。
其三便是實學思潮的興起。如果說陽明心學的興起是為了救治程朱理學支離、沒有生機的弊端，那麼「實學」的興起就是為了救治陽明心學空疏、虛無的弊端。
面對內憂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機催逼出一批呼籲經世致用的學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說，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則為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們強調「學以致用」，反對空談心性，批判「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氣，提倡「務實」之風。雖然是對王學的一種修正，但也變相地加速了王學的衰落。
其四則是改朝換代。韃清認為程朱理學所構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禮教體系更能夠維護自己的統治，因而與明廷一樣大力宣揚和表彰程朱理學。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讚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
其親自指導編寫的《性理精義》，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為「鉗制人們思想的工具」。
其實如果只做這些，還是能夠理解的，但問題在於韃清所做不僅如此。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統治階級還大興文字獄，消滅個性，泯滅掉心學生存的土壤，讓華夏大地在思想層面從此變得死氣沉沉。
與此相反，陽明心學被庵桂悟禪師帶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傳播和發展，成為明治維新的思想根基。
為何要就心學這個話題說這麼多？因為不說這些就不能解釋高務實的立場：
心學不能進入朝廷系統，但心學必須要被允許在民間流傳。
進入朝廷，影響行政，朝廷的運轉就會出大亂子，一旦所有官員或者大部分官員都開始佛老化，開始袖手只談心性，那誰做事呢？朝廷擺爛不做事，這天下不亂才見鬼了！
但心學流傳民間卻很有必要，因為民間不能一潭死水，必須堅持「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社會機制，讓人們能夠發揮想像，豐富精神世界，最終通過解放思想而出現更多的民間創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說，不對啊，現在的創新不大多是實學派的排頭兵——京華體系下出現的嗎？怎麼反而要在民間鼓勵心學傳播呢？
這個話題就有點太極了——陰陽缺一不可。
實學派排頭兵京華確實搞了很多發明創造，但前提是高務實在做方向指導，可是他高務實終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後的京華還能不能繼續發揮這樣的作用，那可不好說。
畢竟高務實現在自己都很警惕京華的壟斷模式，認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讓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須由他自己親手將京華拆分開來，否則必成後患。
京華體系既然被高務實認為過於壟斷，不利於競爭，甚至不利於思想解放，那麼思想解放、個性解放這件事，就只能讓有點自由主義傾向的心學去做了。
第290章 封禪(廿九)心學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