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日本派出「遣明使」這樣的事，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來看，那無疑是一件大事，值得整個國家的統治階層高度關注。但是，對於如今的大明而言，這就不過是皇帝和首輔兩人一番談話就能決定的小事。
拜周公旦與始皇帝之福，中國在同時期的世界上簡直堪稱政治早熟——而且熟得過分。中國擁有太過優秀的基礎，廣土、巨族、文化一體、中央集權，一切的一切都讓它天然、必然成為周邊外邦既欽羨又畏懼的「天朝」。
看看此時的歐洲各主要國家，誰的情況比大明更好？
先說大明將來在陸地上極大概率要面對的頭號強敵沙俄。沙俄擺脫「韃靼桎梏」至今也剛過百年不久，在萬曆三十年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602年，沙俄連政權結構都還不算穩定，貴族勢力在政壇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沙皇的權威尚未完全確立，貴族們往往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和影響力。
此時，別稱「雷帝」的伊凡四世已經去世，其子費奧多爾繼位，但由於費奧多爾體弱多病且對政治不感興趣，國家大事主要由他的親信鮑里斯·戈東諾夫處理。戈東諾夫攝政期間，貴族間的權力爭鬥愈發激烈，為後來的政治動盪埋下了伏筆。
當然，沙俄在1602年前後已經開始了其對外擴張的步伐。例如，沙俄曾派遣軍隊入侵位於中亞的希瓦汗國，雖然這次入侵以失敗告終，但已經顯示了沙俄對外擴張的野心。
高務實有一種預感或者說推測，隨著大明的力量西擴到鐵路出現之前統治力量的極限，被大明往西驅逐到中亞的布日哈圖必然會與沙俄爆發衝突。
在衝突早期，依靠布日哈圖的能力，察哈爾部應該能占據一定的優勢，但他總有離世的一天，在他死後，除非察哈爾部能夠出現一代甚至數代「聖君」，否則沙俄一定能背靠西方的火器進步逐漸扳回劣勢，直到徹底完成中亞征服——除非這個過程拖得太久，以至於出現了鐵路，而大明的力量隨著鐵路繼續西擴。
不過，那也和察哈爾部關係不大了。因為到那個時候，對抗的雙方主角已經換成了大明與沙俄。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察哈爾部依舊保持遊牧傳統，沒有兇猛到一路南下打穿波斯，抵達印度洋，同時政治智慧爆炸，居然從此開啟海洋時代——高務實覺得這實在不太可能。
說回沙俄，它的對手當然不止區區一個察哈爾，擴張方向也遠遠不止一個中亞。其與周邊國家的衝突非常之多。例如，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衝突在這一時期就尤為激烈，雙方為了爭奪領土和影響力，已經並將繼續展開多次戰爭。這些衝突不僅會消耗沙俄的國力，也會加劇其內部的政治動盪。
從經濟與政治制度來說，1602年左右的沙俄，農奴制正在逐漸發展。貴族們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和勢力，開始大量購買和占有農奴。這種制度不僅加劇了社會矛盾，也限制了沙俄經濟的發展。不得不說，都十七世紀了還在搞農奴制，並且還要搞三百年之久，沙俄的政治、經濟制度確實非常落後。
也正由於戰爭、自然災害和貴族們的剝削，沙俄在這一時期將會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境。財政枯竭、稅收沉重和農民起義等問題層出不窮，使得沙俄的統治基礎受到了嚴重動搖。
至於宗教，沙俄在這一時期仍然深受東正教的影響。宗教在沙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貴族們往往利用宗教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民眾則通過宗教來尋求精神寄託和安慰。
其他諸如文化什麼的，對此時的沙俄還不構成明顯影響，就先不去說了。
總之，萬曆三十年，即1602年左右的沙俄，正處於一個政治動盪、軍事擴張、經濟困境互相交織的時期。其勢力已經向東跨過了烏拉爾山，觸角的最遠端甚至能和瓦剌諸部相連。
不過，與大明只能依靠將鄂爾多斯部移鎮七河來羈縻控制原瓦剌諸部的西北區域一樣，沙俄同樣也無法在這裡投入多少實力。
暫時來看——高務實的意思是在他輔政的可能期限之內——大明與沙俄或許會有觸角級別的衝突，但由於雙方能投入的力量都遠遠不夠看，因此也不太可能爆發嚴重衝突。
再看看早期殖民諸國。先說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帝國(西班牙
